在我五岁的时候，我进入科恰邦巴（玻利维亚）的拉萨耶学校开始学习，在胡斯蒂阿诺修士的班上开始学认字。学会阅读，是我的生命中所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即使在近7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阅读向我展现的魔力。

　　阅读将幻想溶于生活，又将现实化为梦境，令我得以突破人类自身的局限，进入那浩瀚无限的文学的世界。我的母亲曾告诉我，我最初的写作便是为我所读过的故事续写结尾，我总是为故事的结束而感到遗憾，并因此试图改写它们的结局。也许这也正是我在这一生中始终在无意间所追求的：在我的整个童年、青壮年和老年时代，我始终在不断续写着那些童年回忆中的冒险与传奇故事。

　　我希望我的母亲能够在这里。过去，当她阅读阿玛多·内尔沃和巴布罗·聂鲁达的诗作时，常常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也希望我的祖父佩德罗能在这里，他有一个大鼻子和一个发光的秃脑壳，过去他常常称颂我的诗歌；还有卢乔叔叔，他曾经热情地鼓励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尽管在当时那个年代，从事文学谋生的人常常穷得食不果腹。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我有幸有这些人相伴，他们爱我，激励我，在我动摇时，向我表达他们对我的信心来为我打气。多亏了他们，另外，毫无疑问，也多亏了我的坚持，以及一点点的运气，我才能够将我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我的激情所在、我的嗜好、我创造的奇迹——写作中去。通过写作，我们创造出了另一种生活，我们藉此对抗灾厄，化寻常为非凡，化特殊为日常，驱散混沌，变丑为美，将瞬间变为永恒，将死亡化作人生的匆匆过客。

　　写作并非易事。每当我想将所思所想付诸笔端之际，面对白纸，我的思路便会枯竭，各种灵感与纷乱的影像稍纵即逝。如何重塑它们呢？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向前辈大师们借鉴学习，以他们为自己的榜样。福楼拜的事例告诉我，天才来自于坚韧的自律和长久的耐心。福克纳则认为，主题的丰富与否在于形式——取决于文笔及结构。马托莱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托马斯·曼，在他们的小说中，小说的规模与意义以及精湛的文体及叙事技巧都至关重要。萨特使用的是戏剧化的语言，他认为一部小说、一部戏剧、或是一篇散文，只要能够结合现实，并作出正确的选择，甚至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加缪和奥威尔认为，缺乏道德观念的文学没有人情味儿，而马尔罗的观点是，英雄主义和史诗传奇不仅适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与《伊里亚特》的年代，也同样适合当今世代。

　　如果我想在这次的发言中列举所有那些我曾经向之学习、向之汲取养分的作家的名字的话，那这份名单恐怕会长得无穷无尽。这些作家们不仅向我展示了叙事艺术的秘密，同时也助我发掘人性的深沉，令我赞赏人性的光辉，同时也为人性中的种种扭曲而惊诧。这些作家是我最热情的同伴，他们激励我坚守自己的志向，从他们的书中我学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存有希望，生活是美好的，哪怕只是为了能够阅读，能够幻想，这也将成为一个努力活下去的理由。

　　在我的国家，极少有人阅读，穷人、文盲和遭遇不公正待遇者数量惊人，文化尚属少数人的特权，有时我也自问，在这样的国家中，写作是否是一种仅供自我陶醉的奢侈行为。然而，这些疑虑从未浇灭过我的热情，即使在那些我仅为维持生计就不得不整日奔波的日子里，我也总是坚持写作。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一个社会必须首先获得文化、自由、繁荣与正义，才能令其文学兴盛，不然的话文学将根本不复存在。反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文学，才培养了我们的良知，唤醒了我们的渴望，在我们从书中的美好幻想中神游归来之后，我们才能认清现实的缺憾，而在说书人开始用他的故事装点生活时，我们的文明也比之前少了些残酷。如果没有读过一些好书的话，我们势必会变成比现在更糟糕的人，更安于现状，更易屈服顺从，而批判的精神——进步的原动力——则将不复存在。与写作一样，阅读也是对不完美生活的一种反抗。人们在小说中寻找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创作小说，是为了在几乎连一种生活都不完备的情况下，能够体验到我们想要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生活。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令我们同样地经历享受与磨难，同样地为书中的情节而惊叹；文学令我们突破将我们隔绝开的种种语言、信仰、习惯与风俗的不同，突破种种偏见而联合在一起。当大白鲸与亚哈船长在海涛中搏斗时，东京、利马和通布图的读者都同样地揪着一颗心；当爱玛·包法利吞下砒霜，当安娜·卡列尼娜投身于火车轮下，当于连·索海尔迈向断头台时；当《南方》中来自城市的胡安·达尔曼离开平原上的那家章鱼铺子，前去与暴徒持刀拼杀时，或是当我们已经猜到在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村，所有的居民都是死者的亡灵时，无论读者是衣着简陋还是西装革履，无论他们身穿的是墨西哥式的斗篷、日式的和服还是美洲的灯笼裤，这些情节在读者心中所激起的紧张感都是相似的。文学激发了不同人种间的兄弟情谊，打破了人类出于意识形态、宗教、语言的不同，出于无知和愚昧所建立起来的重重阻隔。

　　我的童年的乐园对我而言并非是为了文学而存在，它只是我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我的童年存在于科恰邦巴那个有三个院子的房子的大家庭，在那里，我和我的表兄妹们和学校的同学们一道演出泰山和萨格瑞的故事，我的童年是在皮乌拉的家，在那里，蝙蝠在天花板夹层中筑巢，在夜间，在这片燥热土地上方的星空中，它们的黑影在无声地飞翔。在那些岁月中，写作对我而言还只是一个游戏，我将作品拿给我的家人看，赢得了他们的掌声。我的家人们称赞我，这个孙儿，这个外甥，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上了天堂。我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身材高大匀称，穿着一套海军服。每天晚上，在入睡前亲吻父亲的相片并向他祷告。直到在皮乌拉时有一天的早晨，我的母亲告诉我，照片上的那名男子其实还活着。从那天起我们要去利马和他住在一起了。这是我永远无法忘却的一天。我当时只有十一岁，但从那时起，一切都变了。我失却了童年的天真，了解了孤独、权势、成人世界的生活，也了解到了何谓恐惧。我的救赎方式便是阅读，读那些好书，将自己藏身在书中的世界中，在那里，激动人心的紧张冒险一个接着一个，在那里，我自由自在，重新感受到了快乐。我的救赎也在于写作，我偷偷摸摸地写，仿佛那是一项不可告人的恶习，一种被禁止的激情。文学不再是游戏了。它成为了我对抗苦难的方式，我借文学抗议、反对、逃离不可忍受的磨难，文学已成为我生存的理由。从那时起至今，每当我感到被击垮、被打败，每当我感到处于绝望的边缘时，我就会将我的身心投入我的创作中去，它是那隧道尽头的光亮，是引导失事的船只归港的灯塔。

　　文学代表着一种虚构的生活，但是文学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在我们从生到死的人生的迷宫中指引着我们。当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遭遇挫折与不幸时，文学给我们以慰藉，多亏了文学，我们解开了大部分人类，尤其是那些好奇心旺盛的人类常常会思考的存在的谜题，至少是得到了一部分的解答。文学教导我们去理解存在的意义、个体和集体的命运、灵魂、历史的意义与虚妄、理性认识的方方面面。

　　从洞穴到摩天楼，从棍棒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原始部落的单调生活到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虚构丰富了人类的经验，防止人类陷入麻木、自私与屈从之中。没有什么能像这虚构的生活一样，唤起人们的忧虑、鼓舞人们的希望与想象，通过这些虚构的故事，我们也能成为伟大冒险中的主角，经历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激情。文学中的虚构通过我们，读者们，化为真实，我们永远不会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而文学满足了我们对非凡经历的渴望。文学的魔力在于，它能使我们拥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成为我们没有成为的人，并令我们有可能接近如神话中半人半神的存在，集世俗及永恒为一体。文学培养了我们的批评精神与革命意识，在这些思想的驱使下人类才会致力于减少世间暴力的行动。尽管减少暴力并不意味着能够终结暴力，因为可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永不终结的故事。因此，我们才需要继续梦想、阅读和写作，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最有效地缓解了我们对现状的忧虑之情，对时间流逝的恐慌，通过文学，我们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

　　姚云青 译

　　原刊《书城》杂志2011年1月号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