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屠晨昕

　　大约在五六年前，在杭州滨江一条大道上，记者与高晓松同坐在一辆疾驰的轿车后座，前往大学生电影节现场。那段近距离放松随意的闲聊，内容多数都已忘得精光，却清晰记得他的这段话：“我从清华毕业，已经10多年了。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依然感觉，自己并没有走出清华园。我可能注定就是一个属于校园的人。”

　　难道不是吗？每次耳边回荡起《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都会让人从心里认同这一点。

　　清华园，是高晓松的理想家园

　　高晓松在北京的家，是清华大学里的一栋二层老式小洋楼，绿树环合，红花掩映，幽静又富有诗意。

　　高晓松的书房在二楼，装修风格简洁现代。书桌正对着通向一楼扶梯的入口，颇有些LOFT的味道。在放着两台笔记本电脑的书桌右侧，是占据了几乎一面墙的白色书架，已经完全被书占满。房间里还有一大一小两盆植物，每天都能沐浴在背后落地窗透进来的阳光中。当然，身为音乐人的高晓松，房间里决不会缺少键盘和吉他。

　　“这是我父母的房子。他们都出国了，所以我就住这里。我把墙壁重新涂了颜色，主要是黄色，又把前后院子给收拾了一下。”高晓松说，“我从小就是住在清华园里的，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这就是我理想的家园。”

　　在拥挤喧嚣、充满废气和浮躁情绪的钢筋水泥森林里，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状态，是许多人渴望、寻觅的。高晓松沉浸其中，安静幸福。即便近些年他有些高调的表演，力挺“绵羊音”曾轶可，或是在“韩白之争”中为兄弟陆川两肋插刀欲起诉韩寒，他语言中的细节，还是可以让人清晰地感到，这个男人与俗世生活的疏离。

　　“生活在别处”这句话，19世纪时被法国诗人兰波写在巴黎大学的墙壁上，然后在20世纪由米兰·昆德拉传播得世人皆知。拿来形容高晓松的精神生活，恰到好处。

　　书架上，小说不超过五本

　　“在我的书架上，小说不超过5本。”聊到阅读，高晓松的第一句话出人意料。他像一位高明的游击队长，跳出了记者预设的埋伏圈，在别处开辟了一片战场。

　　“很多人好奇我现在长时间待在美国，做些什么事。其实，前一阵我在那里为一位大导演写剧本，是历史题材的。”在他看来，小说与真实历史比起来，太轻浮。“几十万字的长篇，在一个数学公式面前就等于一个零。一个时代过了之后，畅销小说就会变得粗鄙无闻。而历史总是比小说中的想象更鲜活。”

　　喜欢历史。是的，还记得电影《南京！南京！》的一次发布会上，在导演陆川面前，高晓松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国与抗战历史的种种，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令媒体惊叹这个音乐人历史知识之渊博。

　　关于美国的电影剧本，出于保密义务，高晓松按捺住了自己表达的冲动。不过，话题一进入历史的范畴，高晓松的发言就是倾诉式的。相对于窦文涛那样的“知道分子”，他更像是“知识分子”，因为叙述中他夹杂了大量“私货”——他有着鲜明的个人史观。

　　“我喜欢研究各个版本的《资治通鉴》。同样一本书，不同的后人来研读，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其中，柏杨版是高晓松最为推崇的，原因是“特好玩”：“司马光笔下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古代官名，柏杨批注时都用现代语言加以一一对照，什么是总理、副总理，什么是国防部长。原来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变得特别亲和。”

　　以高晓松的眼界，他并非什么历史书都爱看。“有些垃圾的历史书，充满了可笑的历史观。”他认为，这些人先是预设一个自己的理论，然后从历史当中寻找一些碎片，去加以证明。“不管多狗屁的理论，都能找到一点料。”而另外一种人，总想从历史上找出点事来讽刺今天。“拿历史当武器，这是对历史的侮辱。”

　　他特别推崇的史学家有两位：钱穆和吴思。

　　“钱穆大师在晚年双眼全盲了之后，通过口述，写出一本《晚学盲言》。我特别喜欢他的观点。”而吴思的《血酬定律》，在高晓松看来，对人们在社会中如何比较付出与收益，权衡机会与风险，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中国历史是高晓松的最爱。“外国那些历史书，远没有中国的精彩。他们的历史，虽然很肮脏、很黄很暴力，却总是很傻很天真。勾心斗角的中国历史，充满了智慧。”

　　读军事，喜欢那些真实的人性

　　听那些缓缓流淌出来的校园民谣，或许让人难以相信，写出这些多愁善感音乐的高晓松，对这个世界上那些冰冷、残酷而真实的东西如此着迷。除了历史以外，高晓松读书的另外一大领域，便是军事。

　　“我曾经去过俄罗斯。在莫斯科郊外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博物馆，看到一架有两个座舱的造型怪异的双发喷气式飞机。同行的朋友怎么都认不出来，这家伙实在太冷门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近50年前首飞的雅克-28截击机，一共才生产了400来架。”

　　对于武器，高晓松能够如数家珍，不仅是因为他在清华读的是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这种亲近感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我从小住在清华的大院里，很多杂志都是寄过来免费看的，可总是没人看，堆在那里，我没事就在那翻，就迷上了军事、战争和兵器了。”

　　“当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蒋介石打得一塌糊涂，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南京方面派吴铁城去沈阳拉拢张学良。围绕着这场战争，各方来来回回发了598封电报，内容全都是分赃。可是，在他们每个人的回忆录里面，关于中原大战的部分，都说得冠冕堂皇，都只写自己光彩的部分。别人都是军阀，只有自己是为了救国家而战。”

　　在高晓松看来，后人眼中的战争已经成了一个数字游戏。“你说自己死多少人，对方死多少人，我则是另外一套数字。如果把战争双方的所有官方统计材料都列出来，常常会让人崩溃。自相矛盾之处太多了，这就是战争迷雾，完全还原真相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些主观而虚假的所谓历史，并非一无是处。将参战将领的回忆录与原始材料作对比阅读，是高晓松的一大乐趣，因为“这样能揭下一些历史大人物的漂亮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