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瑞生 本报特约评论员
襄樊改名襄阳,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动作。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城市更名最怕是折腾,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都会产生成本,整个行政成本将至少达一亿元。
不知道这一亿元的账是如何算出来的。我想,如果仅仅公章证件招牌就花掉一个亿的话,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市的行政规模过于庞大,公章太多自然花钱多;二是更名之举铺张浪费,吃饭宴请庆功喝酒放鞭炮烧钱玩。如果如上两点都不成立的话,那这一亿元的数目就是夸大其词。
改名的经济成本是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文化成本”。古人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是表示对自己家族姓氏的忠诚,再就是换个名字,就像换手机号,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成本肯定不低。因此,名字不能轻易换,就像古董不能时不时就拿出来洗洗,洗掉了包浆事小,破坏了文物事大。
但是,翻翻历史,清风不识字、无故乱改名的事情还真不少。例如唐肃宗对安禄山的“安”字反感,30多个城市被迫改名,安定由此改名保定。最夸张的是到了后来“破四旧”年代,一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依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让北京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景山东街改“代代红路”,杭州的“豆腐弄”改“钢铁巷”等等。
可见,自古不是地名可改不可改的问题,而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问题,是行政力量压倒历史文化,压倒老百姓意愿的问题。当年把襄阳和樊城合称襄樊,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革命和行政的需要人为强制合并,并不是历史自然演化和文化逐渐融合的结果。按照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说法,地名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改名只是恢复这一千年古城的本来面目而已,确切的说,这不是改名,而是正名。
再者,这和石家庄要改名正定、荆州改荆沙,乃至几个城市争当“夜郎”完全不一样,这几个才是纯粹瞎折腾,依然是为了某些眼前利益让行政力量压倒历史文化传承。
有人说,你说的历史文化传承太虚,毕竟现在要掏出白花花的银子。那么就去看看台北和上海吧,特别是台北,一条条路名都对应相同方位中国地图上省份和城市。台北襄阳路就夹在武昌街和衡阳路中间,如果你住在襄阳路,想回家看看却只有“怅然”。当然,报道说,襄樊没了,年轻人失去了归属感。其实,襄阳没了,所有读三国长大的华人才感觉没了根。
如今正名付出一些成本,是当年一时冲动的惩罚,是在向粗暴的发展观赎买我们的记忆,赎买历史的灵魂。不可一错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