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神父威严地说。

　　持短枪的人三十岁左右，军服虽褴褛，但右胸的口袋别了一支钢笔。他说：“很对不住您。”

　　“你们是要用武器来逼迫我收留你们吗？”英格曼说。

　　“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

　　法比·阿多那多大声说：“干吗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

　　英格曼制止道：“法比。”他转过头来对持短枪的人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是和我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先垂下枪口，当兵的也跟着收了姿势。

　　陈乔治这时出现了，气喘吁吁地说：“刚刚烧了些热水，去洗洗伤口，包扎包扎吧！”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说：“怕血淌得太多，救不过来了。先到我屋子里，上上药，把伤裹一下。”

　　英格曼神父对两个埋尸队的人说：“去吧，先把他们的伤治一治再说。”

　　阿顾一听这话，得了赦令似的上来，帮着埋尸队的两个人往陈乔治屋里抬伤员。陈乔治的屋紧挨伙房，门开在一人高的煤池后面，还算隐蔽。

　　这一夜女孩们都没睡。她们在天微明时看见窑姐们把几幅旧窗幔洗出来，搭在临时牵起的麻绳上晾晒。那些窗幔要给伤员们当铺盖。

　　早餐后英格曼神父一身弥撒大袍，法比·阿多那多启动了那辆老旧的“福特”轿车，两人神色匆匆地出门去。直到晚餐前两人才回来，英格曼神父一脸病色，两眼空洞，上楼时两手都抓住楼梯扶手。女孩们在晚自习时间问法比·阿多那多，发生了什么事让英格曼神父如此失态。阿多那多告诉她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他和英格曼神父差点挨了日本兵的子弹。女孩们追问，日本兵难道敢对一个美国神父开枪？阿多那多想说什么，大喉结提起又坠下，三番五次，还是摇摇头把话忍了。

　　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是在两天之后才从窑姐们嘴里知道阿多那多究竟向她们瞒下了什么。阿多那多是在对窑姐们训话时讲出这个事件的。当时窑姐们吵闹抱怨夜里太冷，睡不着觉，要求在仓库里生一个火盆。阿多那多对她们说：“还嫌冷？晓不晓得我和英格曼神父为什么差点给日本兵打死吗？”他把事情告诉了她们。他们的车从安全区开回来时，原先走的街道着起大火，只得从小巷绕路。天刚擦黑，六个日本兵正堵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在剥衣裳，英格曼神父叫阿多那多停车，他刚说了一句英文：“看在上帝面上，你们也有姊妹。”日本兵便一梭子打过来。若不是阿多那多车开得快，日本兵就把他们两个眼证给灭除了。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假如不与窑姐们再次冲突，也不会从她们口中知道这个事件。冲突是这样引起的：喃呢和玉笙搭伙把她们的便桶往楼上厕所抬的时候，正是女孩们起床的时间。女孩们叫她们先抬下楼，等她们去上课再抬上来。喃呢不满了，说几十斤重一桶粪，抬着上楼下楼是好玩的吗？女孩们便指控她们吃得多拉得多。玉笙回嘴，说全南京的金枝玉叶也好，良家妇女也好，婊子窑姐也好，在日本鬼子那里都一样，都是扒下裤子，两腿一掰，不信呀？去问问英格曼神父，问他前天看见了什么！不然去问问那个假江北佬阿多那多，那个给一帮子日本鬼子搞得哇哇哭的是不是谁家千金！

　　女孩们知道了这件事，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恐怖。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在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还需要一些年，我姨妈书娟才真正明白英格曼神父那天从安全区回来的病容是怎么一回事。不完全因为他目睹一场轮奸，也不完全因为他请求安全区收留教堂里避难的中国伤兵和几十个妓女遭到婉言拒绝。安全区负责人告诉英格曼神父：日本兵已几次来安全区搜捕中国军人了。

　　日本人见了中青年男性平民就逮走去枪毙，相比之下反倒是美国教堂更能提供庇护。至于妓女们，安全区保护不了她们，日本兵搜寻年轻女人的疯狂甚至超过搜捕中国士兵。那天英格曼神父的气息奄奄也不仅因为看见日军的吉普车在一米多高的中国人尸体上翻越；似乎从江边漫卷而来的焚烧战俘的焦臭烟雾也不是他魂飞魄散、万念俱灰的原因。他在一九四八年冬天离开中国时，对去码头送行的书娟和其他女学生说，他非常的失败——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普通人都失败得很。他还想把乱在一九三七年冬天的心绪理清，说着说着，发现自己更乱了。我猜他的迷乱是感到自己上了当：真有上帝，上帝怎会这样无能？他一定是为他的上帝找了许多借口，其中之一是：上帝把一幅地狱画卷展现给人们，一定有一个重大的启示。而他完全解答不了这启示。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同学们很快和伤兵们厮混熟了。伤兵们恢复了一点元气，出太阳时会到院子里坐坐，捉捉虱子。他们把打仗的事讲给女孩们听，虽然是败仗，也让他们在女孩们眼里个个成了大英雄。他们一个一个地讲到战死的战友们，有时突然停顿了，过一会说：“记不太清了。”他们唯一不讲自己如何被俘，如何被整连整营地集中起来，静静地等待发落。

　　（精彩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