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干春松做客人文大讲堂说“人情”

中国人“要面子”的文化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干春松，是浙江绍兴人，但几十年的京城生活，已让他的口音带有京腔，他的讲演同样也带上了北京百姓的冷幽默，比如他讲演的题目是《人情与面子》。

　　这人情和面子，到底跟咱们的儒家文化有怎样的关联呢？听干教授说说吧。

世界文化有三大趋势

　　相比于西方国家，我们对文化的研究是相当粗浅的，中国即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我们需要研究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人情。

　　我们必须先来了解文化。我们知道，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文化，也因此有不同的人情。北大的教授梁漱溟说：“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跟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比较早从类型的角度去研究所谓的文化。

　　美国一个学者，提供了一个框架，他说世界由六大文明构成，第一是印度教的文明，第二是伊斯兰教文明，第三是日本文明，第四是东正教文明，第五是中华文明，第六是西方文明，每个文明的背后都是很强的宗教的力量。

　　我认为世界未来发展会有三个趋势，第一是西方大国的主导时代在终结；第二，新兴的大国比如说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他们不盲目追西方而且偏爱自己的文化规范；第三以内部文化价值作为个人的政治认同日渐重要。

《菊与刀》和耻感文化

　　美国的社会学家尼迪科特写过《菊与刀》，这是一本特殊背景下写就的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开始有限度地占领日本，它要制定出一套系统的策略，当然要有学者开始进行研究，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就是《菊与刀》这本书。通过比较，尼迪科特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罪感文化，而日本文化和东方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西方文明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原罪，特点就是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罪感文化核心的概念就是建立起一套道德的绝对标准，就是上帝。西方人认为人都是有限或者是相对的，这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定下以后，我们人类所犯的一切的错误都要通过它来解决——比如忏悔等等。他认为，西方人的罪感文化，经常会导致人的一种自我反省，所以说很多的道德行为是自发的和主动的。

　　尼迪科特认为，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耻就是害羞或者不好意思，所谓耻感文化，就是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所以日本人道德的标准或者动力来自于别人的促进和推动，这是导致日本人跟西方人不同的主要原因。尼迪科特认为，他们有一种极端的耻感文化，叫知耻的自杀理论。日本至今不承认在二战中犯下的错误，这跟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有关，他特别羞于在国际社会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比如说最近的日本大地震，日本人在震后在电视新闻里显得冷静，西方有媒体认为，这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很重或者是根深蒂固的耻感文化，不愿意把不雅的一面显露给别人看。

中国人，牵“面子”动全身

　　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耻感的话，就是面子。中国人讲面子有两个词，一个词是“脸”，一个是“面子”，古文里叫“颜”，就是脸面。

　　讲“面子”之前，我要先给大家说一段鲁迅先生的话，1934年鲁迅在《说“面子”》一文中，再次论及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这里的纲领就是面子问题。

　　香港学者何友晖则把面子定义为：“面子是个体根据他在社会网络中占据的地位、合适的角色表现和被人们接受的行为操守，而要求别人对其表现出的尊敬和顺从”。在两个人交往的情况下，面子可以说是一种相互的服从、尊重与恭敬，是双方都期望获得，同时也准备回报的。

　　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曾经有过分析，他认为在这背后是一种“报”的观念，古人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强调的是受礼一方的回赠义务，这跟西方强调送礼一方贡献的责任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整体文化，更强调在他们的礼物精神之下，个体“送出”的贡献，由此社会安排了一种与索取不同的慈善机制，使人们可以充分地显示自己的这份贡献之心；而在我们的文化的表达里，“回报”的责任是在社会中不断被要求的，这就是我们总是有一种“被迫感”，有很多的义务要去承担，我们会觉得欠父母、欠朋友、欠家庭，甚至于还可以扩大到更大范围的“欠”上去。

人情，有时是一种社会规范

　　面子背后就体现一个人情的问题，我们常用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我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人情的，第一，人情其实是一种理解人的能力，这能力并非是简单的同情，比如安慰别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不太理解他自己真正的苦处在哪里，如果你知道他真正的苦处在哪里，你才容易安慰他，这才达到了理解他这个人的能力。有一首歌唱道，高兴着别人的高兴，悲伤着别人的悲伤。他为你高兴的事情感到高兴，他为你悲伤的事情感到悲伤，这就是所谓的理解别人的能力。

　　儒家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可能性，有一句话叫普天之下人同此心，你自己不想做的事别人恐怕也不是太想做的，你自己讨厌的事情别人恐怕也会讨厌，你最大的不理解就是把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第二、人情是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比如说你给一个人送礼，他可能会回礼，不然就是不通人情。

　　第三、人情其实是一种相处时的社会规范。中国人人情一般会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某人在遇到危难紧急关头的时候得到他人帮助，这可以叫恩情，中国人特别强调恩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第二种是有目的的人情投资，这个投资比较有问题，问题在于说如果你接受，就欠下人情，是需要回报的。第三种是礼尚往来。

处理人情，要摆正位置

　　处理人情时，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角色。一个美国的伦理学家说过，中国是角色感最强的一个民族。什么叫“角色感”？我们平时要警告一个人，经常说：“你知道自己是谁吗？”描述黑帮的电影里常说：“你去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现在一句很流行的话是“我爸是李刚”，都是要表达角色。角色定了，关系就好处了，关系不好，很可能就因为没摆好自己的位置。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分三类：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这其中，情感性关系比较长久、稳定，这个关系可以满足个人的关爱、温情、安全、归属等需要。其余两种关系，多建立在地域，或者社会活动的基础上，比如老乡，同学之间的关系。

　　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对“人情、面子和关系”三者间关系的处理要有适当区别。我们并非要求凡事不讲人情、不讲关系，而是要看清实际存在的状况。只有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搞清楚了，才能制定出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方式，而不是制定出一套完全不符合人情与面子的规则。事实上，这样的规则出来后，往往难以施行。

　　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在处理社会活动时能做到：既讲人情，又讲关系，但是同时讲道德、讲原则。

第261讲

题目：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中国共产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主讲人：桑玉成 上海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博导

时间：6月25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地点：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桑玉成，1955年生，江苏张家港人，法学博士，政治学者。现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上海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