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季醒威风凛凛地举着手枪，用左手指指那个摄影师（他一进来就找到那人）：

　　“你——出来。”

　　他让小傅把摄影师从地上拉起来，从那堆蹲着的人里拖出来，小傅把手枪对着他，要他准备好所有拍电影需要用的东西。要他扛着那台沉重的35毫米摄影机，朴又指指地上那堆胶片盒，让人把它们扛到车上。

　　“够拍几个小时的？”他问。

　　没人回答他，他也不在乎。他只需把它们全搬上车。他们没有开车过来，老顾早就来查看过摄影棚，电影公司有自己的卡车，每天夜里都停在棚外院里。

　　所有人都要捆起来，老顾说。明天下午三点之前，所有人都不能离开那里。那是一家小制片公司，那是个小摄影棚，没有外人会来。他们喜欢夜里工作，上午这些电影界人士都在睡大觉，没有人会在上午闯进来。

　　我们本来就人手很紧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必要？他问过老顾。

　　“有必要。必须这样。”老顾说：“这是你不懂的事，你不懂拍电影。你不懂电影的威力。民国十八年我在苏联，我看过那个电影。你知道爱森斯坦？你知道那个导演么？那电影叫《十月》。拍的是攻打冬宫。可人家说，在那电影里受伤的人，比真的还多，电影里死的人，比起义时要多得多。胜利是很容易遗忘的，死几个人也很容易忘记。留下来的只有电影。”

　　电影可以让死一个人变成死十个人，只要摄影机换换位置。电影还可以让人死得更好看，让它变得干干净净，不会有脑浆，不会有抽搐，死亡会变成一个简简单单的印记。这话他能理解，电影可以让死掉的人只露出肩膀。

　　他让人把他们都捆起来，连那个已坐在卡车上的摄影师在内，连叶明珠在内。他亲手捆绑这位大明星，他们带来足够多的绳子。他捆得很仔细，把她的手绑在背后，绳子从肩膀上绕过来，再从腋下穿回去，再绕过来，在肚子上交叉，又在大腿上绕两道，转到小腿，转到脚踝，把两只脚捆到一起，在那里打个牢牢的死结。他想，等她身体变干时，绳子也会变得更干，收得更紧。

　　拍摄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都堆在一起，挤在炽热的灯光下，朴季醒把捆成肉团的叶明珠扔在那堆人里，拉下一块窗帘，惋惜地替她盖上。他留下两个人看着他们，他觉得不用塞住他们的嘴巴，就算到白天他们也不敢叫喊，两支手枪正对着他们。

　　卡车后车斗上盖着篷布，他让摄影师坐在驾驶室里。要让一个人好好工作，你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时间还早，他坐在驾驶室里抽烟。凌晨时他要把卡车开到马霍路。把摄影师暂时扔在马房里。而他自己还要去八里桥路，那里有另一个小组在等候他的到来，还有老顾。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四日凌晨四时三十五分

　　冷小曼浑身都难受。不光是累，不光是饿。她没法翻身，她的手反绑在背后，只能侧过身来躺在床上。房间里一股呛人的硫磺味，闻久之后鼻腔的粘膜好像结上一层壳。这都怪她自己，这是她第二次自投罗网。

　　下午她在那幢公寓门口被人拦住，是小李，林培文组里那个最腼腆的小伙子，以前在药房里学生意。在那条连通霞飞路和花园的楼道深处，人家告诉她：

　　“你不能进去！老顾说你已背叛组织。你一出现，命令是格杀勿论。”

　　“我没有背叛组织。”

　　小李怜惜地望着她：“我不想看到你死……可那个白俄女人早上带人闯到礼查饭店，差点把朴季醒打死。消息一回来，老顾说一定是你向那个女人通风报信的。你一失踪老顾就在担心，没多久就传来那消息。”

　　“我没有背叛组织。”

　　“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你赶紧走……”住在贝勒路过街楼那会，小李也是常来看她的一个。他帮她往楼上扛煤球，帮她去隔壁弄口的老虎灶提开水。

　　“薛先生是决心参加革命的。那个白俄女人也对我们有很大帮助——不能滥杀无辜。”

　　“你忘记我们发过的誓啦？你忘记群力社行动纲领啦？说这些都没用，你赶紧走！”

　　他推她转身，她走出几步，他又叫住她：

　　“等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他把这些钱递给她。他想想，又从短褂下摸出手枪，一块递给她。

　　她回到福履理路小薛的家里。她坐在桌边发愣。她觉得双腿酸痛，她再也跑不动路，她也不知道能跑到哪里。她忽然掉下眼泪，趴到枕头上痛哭一番。她闻到小薛头发的味道，心里一慌——

　　他在老顾手里，她决定去把他找回来。她想这是她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她不想让他成为组织的牺牲品，像她自己那样。她要去恳求顾福广，她不相信组织会杀掉她，她不相信老顾真的会杀她。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最漫长的决定，对她来说，这也不是最漫长的一天。可等她当真走出门，找到电话亭，拨通那个电话时，天色已将近黄昏。

　　　 （精彩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