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凌晨，温州这座城市仍然醒着。到处都是闪烁的车灯，虽然嘈杂，但秩序井然。大家都按照交警的指挥，奔赴各自的目的地。

　　在血液中心门口，90后少年程鹏伟穿着白大褂，不停地解答着献血者的疑问。他是23日晚上最早赶来献血的人之一，因为献血的人越来越多，他怕有人不知道流程，就向医生借了一套衣服，做起了志愿者。

　　这个凌晨的温州，拥挤而温暖。

　　7月24日早上，我要去医院采访，的哥听说我是记者，是来采访动车事故的，怎么也不肯收车费。我坚持，他免掉了燃油附加费。

　　在温州的几天采访中，我听到了这样一个寻亲的故事：

　　24日凌晨4点半，在康宁医院，张冰莲坐在靠墙边的一张病床上。她身材削瘦，面容娇好，只是满脸愁容，低垂着头。

　　她拿出数码相机，翻出一张女儿的照片，一头短发的孩子坐在河边，笑容灿烂，样子像极了她的母亲。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女儿，她叫黄雨淳，12岁。”这个晚上，张冰莲已不知是第几次说这句话了。

　　我心里其实知道，如果她的女儿不在身边，最大的可能是伤重被送到了别的医院。还有一种可能，是孩子已经不在了。这个结果，我不敢想……

　　之后的两天，我利用采访之便，跑遍了温州11家参与救治伤员的医院，一直没有找到黄雨淳。直到在官方公布的遇难者名单中，我见到了黄雨淳的名字。

　　再拨打张冰莲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我很难想象，身体有伤的她，在无法联系到女儿的情况下，是怎么度过这让人绝望的30多个小时的。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得知这个噩耗？

　　7月25日，我在一家医院采访，一名伤者冲我打出了一个“V”的手势。他为自己在这次事故中能够幸运逃生感到高兴，也想表达这样一种想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我也相信，不管你我是“看客”还是“乘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