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下午，我在温州附二医院儿童ICU外见到了项玮伊的爷爷、舅舅和叔叔，他们沉默地坐在病房前。特别是伊伊的爷爷，一位又黑又瘦的老人，看起来很倔强，他就弯着腰坐在哪儿，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像是在看什么，又不知道在看什么，伊伊的叔叔则蹲在楼梯上，抱着双臂，一言不发。

　　周围都是记者，大家站在那儿，看着他们，没有人有开口说话的勇气。

　　这种情绪和气氛，让人觉得压抑、凄苦：病房外都是伊伊的亲人，病房里的伊伊已经是孤儿，而谁也不知道究竟错在哪里。

　　7月26日下午，事故路段已经重新通上了火车。在高架桥下，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残缺的车厢。

　　从平阳来的一家人，两男一女，都是30多岁的样子。他们说话声音很小，面无表情。

　　在和现场的警察交涉了几分钟后，他们被允许进入现场。

　　40多分钟后，他们走了出来。

　　“我想找我妹妹的头。”那名戴金项链的男子有气无力地说，他一屁股坐到地上。他努力地吸了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那种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围在四周的记者们，一下子都沉默了。

　　“我妹妹坐在16号车厢，她才27岁啊。我们找到了她的遗体，但是没有头。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帮她找到，哪怕是把车厢切开。”男子继续说，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凶，但这个时候，从他脸上我只能感受到悲伤。

　　这个时候，高架桥上，一列动车正呼啸而过。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这一家人，大家再次陷入了沉默。

　　那天下午2点多，我在现场还见到了一名男子。他穿着一身白衣白裤，手上捧着一束百合花。他向执勤的武警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河北人，孙卫红。

　　他说他只是名志愿者，刚好在福建出差，专门坐车过来，只是想在出事的地方献上一束花。

　　“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孙卫红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