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是当代中国记者中的极少数派。

　　有人想为这些极少数派绘一幅群像。从去年开始，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的张志安副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主力教授沈菲着手进行一项课题研究，题目是“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社会关系网”，今年6月初，他们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主要反映调查记者的生存状态。这是国内第一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发表即引起了业内外高度关注。

　　“要描摹中国调查记者的群像并不容易，试图准确概括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新闻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示的社会学规律与意义则更具挑战，但我们很想做此尝试。”沈菲博士这样说。

　　事后张志安告诉我，这项课题实施难度很大，因为严格说来，全国的媒体记者中真正符合西方意义上“调查记者”标准的人不超过100个，而这样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一项课题研究。最后他们不得不把标准放宽一些，凡是“有一半以上精力投入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即视为调查记者，如此，才从全国80家报纸、杂志的庞大记者队伍中筛选出334位调查记者。另一方面，要请疲于奔波采访的调查记者，抽出时间认真填写问卷，本来就不太容易，何况还要填写“社会关系网”相关涉及业内协作的隐蔽信息。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底的统计口径，全国持有记者证的人数超过20万，如此算来调查记者差不多是“千里挑一”。

　　通常“记者”被人们视为一种身份，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职业，一群名利双收的成功者。但，这种判断或许是偏颇的。“基本青壮、基本男性、基本有文化、基本从业八年，老巢基本在北上广，流窜范围基本不定，基本收入低、基本不满意、基本作息乱……”这是对中国调查记者的形象概述。

　　开始我以为沈菲所谓的“很难”有些夸大其辞，但当我真的走近他们，走近这些与“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理念最为接近的同行们，我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而矛盾的人，扒粪者、代言人、真话英雄、现代包青天……这些最常被用来形容他们的词汇既不准确，亦无法完全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这是一群连职业共识都仍在建立之中的人。”《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陈小莹这么说，尽管她自己亦是这“一群”中的一个。

　　对这样一个圈子，他们唯一达成共识并推许的大概就是“为公益（公共利益）谋”的道德勇气。

　　邓飞说，最初他说的东西没人听，现在有人听，听了会行动。这是改变。

　　然而从过去到现在，调查记者的工作总是一次又一次面对被遮蔽的真相，从头开始，深入核心。外人只看到他们掷地有声的文章，却不见其中多少奔波的辛苦，“被毙”的无奈，和深入后无法挣脱的纠结，多少不眠之夜。

　　“在不少同行看来，新闻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领域，但如果不做，我们生存的环境、面对的系统将会更没前途。改变不仅需要围观，还需要表达和参与。”这是罗昌平的坚持。

　　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样板，到实用主义的改变，王克勤、杨海鹏、邓飞、罗昌平、欧阳洪亮、陈小莹……当代调查记者提供了看中国的另一个视角，他们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病痛和幸福的根源，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与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