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赴京，陈国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一位受害者的角度，对精神卫生法草案提些建议。

　　“草案中说送治者也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具体如何追责没有提，要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没有写。”在陈国明看来，妻子谋财的目的非常明确，之所以能够得手，钻的就是监护权的空子。如果医院能够再多考察一下“患者”是否看过精神病门诊，是否服过精神病药物，或者是否对公共秩序或他人生命构成威胁等等，应该能够阻止其妻子的行为。因此，他建议草案细化规定，防止家属滥用监护权，对强制入院应该多设几道槛儿。

　　草案到底能否有助于对抗目前监护权被滥用的现象呢？

　　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遗憾，“草案提出住院期间‘病人’权利由‘监护人’代为决定。如果监护人就是侵权人，患者将无处可逃。”黄雪涛说，这是草案的一大瑕疵。

　　中国司法精神病学泰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协和教授曾公开表示：“精神科医生不能僭越法律，成为决定一个人有无行为能力的主体。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让医生同时肩负着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必然会出问题。”这个理念与黄雪涛的想法不谋而合。

　　黄雪涛认为，让医生作司法判断是结构性错误。行为能力的认定，需要对是否丧失自理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的调查，而监护人的指定，则需要作利益冲突排除，这两项社会生活内容的查明，不是医生的专业范围。

　　陈先生在住院期间没被治疗是此案最特别的地方。黄雪涛说，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医生的医学判断是，不需要住院治疗；其次，说明医生态度非常谨慎，这反映了滥用精神病收治的现象，医疗机构已经警惕起来，这是个值得肯定的趋势；第三，医院不放陈先生出院，明知道陈先生不应该被送进来，却又不敢放人，这反映出医疗机构自身陷于两难局面；第四，医院收了不该收的疑似病人后，结果是继续长时间限制陈先生的人身自由长达56天，说明医院在两难局面中，最后还是牺牲了公民人身自由这一基本权利。

　　黄雪涛认为，此案是明显故意地滥用精神病收治，警方应立案侦查，追究送治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实在难以消除公众对滥用精神病医学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