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要跟你在一起。但他所在的地方，都已没有可以容纳她的位置。

　　她只能被放置在酒店里。酒店是脱离他现实生活的空间。他们从未得到过一个固定住所，可以安歇下来静静生活。她无法接受酒店的气味，以及属于他们各自的行李箱。两个人总是在路上，在不同的餐厅吃饭，在不同的酒店房间辗转。仿佛他们注定是短暂拥抱后各奔东西的伴侣，仿佛他们的生活是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匆匆演示的一场戏剧。

　　如同每次终局，他理所当然买上两张机票，各奔东西。从未拥有相同方向的回程，从未拥有相同方向的未来。在她敏感的内心，她认为这个男子无法对他们的情感做出最终安排，即使她明白他无能为力。不断爆发的争执，也影响他的工作状态。有一度时间他非常颓靡。

　　不管如何，冯恩健离开中国之后，他与于姜紧密相联，一如往前。他因为工作经常回去温哥华，顺便回家看望妻子孩子。而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住在于姜别墅。这一点他并不告知庆长，也许是怕她介意，他营造依旧住在原来家里的假相。但她在于姜持续的日志里，却看到他们共同生活的轨迹有条不紊：他陪她听音乐会，为她钢琴课专场演出捧场，带她看牙科，计划带她去欧洲滑雪，生日时送她大捧玫瑰花和奢侈礼物……被乐此不疲一一罗列上去的记录和照片，一直呈现赤裸现实。

　　同时，他发短信给庆长，每天打长途电话倾诉思念。他不知道庆长拥有途径和通道观察他的双重生活。如果她还能得到途径和通道，获知他在温哥华的家庭情况，那会是更多残酷考验。但其实无需想像他跟妻子儿女的相处，许清池一定是形式上无懈可击的丈夫和父亲。除了他的心。只有他的心，那颗心时时渴望逃遁跳跃到高山顶上，遗世独立，眺望天清地远。这是一个多么自相矛盾的男子。

　　在一次激烈冲突中，他说出实话。他说，庆长，我没有时间解决与于姜的关系。工作忙碌，事务压迫如山，说服她离开需要时间。这不是简单事情。他又说，我不忍伤害于姜。她17岁就跟在我身边，如果我离开她，她的生活就被毁坏。

　　是。于姜要回到她自己的阶层里面去。她将失去这些原本不属于她的生活，跟身边同龄人一样，被打回原形，为衣食奔波，寻求栖身之所，除非另外再找到一个依傍。但另一个年龄也可以做她父亲的男子，不会是许清池。她知道他的好处，不会轻易离开。而且他与于姜时日久长，他们根本不知如何分割在数年共同生活里积累的庞大的回忆、习惯、信任和情感。即使他已不再热烈爱她，责任和内疚仍在。

　　他无法直接伤害她，即使要离开，也不愿是主动开口那一个。他只会冷漠，拖延，回避，敷衍，维系，期待对方忍受不住最终主动提出。于姜不过21岁，她有时间和他消耗，她也从不想要离开这个推动和资助她的男子。所以，庆长要成为在后面排队的那一个，与他一起等待于姜自动退出。

　　或者，他也可以保留与于姜原有的家，另外开辟一个属于庆长的家。但他已没有余力，负担沉重。在温哥华和北京共三处独立别墅房产，五台车，日常开销，包括三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医药保险，缴纳各种税金，父母家人的照应，对三个女人的照顾开支。他竭尽全力所剩不多。他也许可以给庆长租赁公寓，但已无力在国内购买价格膨胀的房子。他说，我不打算在中国再购买房子。他拿了一本温哥华地产图册给她看，加国别墅环境优雅建造优美，价格比中国便宜许多。他不信任中国地产。说，如果以后我们在一起，我会在温哥华买一栋房子，前提是，你要愿意跟我去国外生活。

　　这种蓝图描绘，对庆长无效。庆长觉得他对于姜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并且也付出过行动，带于姜去加拿大旅行过一个月。但现在两个人依旧生活在北京。北京气候和交通的恶劣，生活之不便利，环境之粗糙，有目共睹。他工作在此，不能由他自己选择。更何况，在中国他的婚姻可以形同虚设，相距遥远，冯恩健看不到，乐于装作不知道，不会直接冲突。但一旦去了国外，他的家人和妻儿，怎会做到袖手旁观而不参与力量干涉。

　　他失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他的身份、精神、经济、个性各个方面都有局限和束缚。他没有空间也没有能力，开拓与庆长在一起的生活。

　　庆长独自时，理性分析这些背后隐情，层层盘剥，逐一推断，更加清楚她与许清池之间的未来，障碍重重，根本没有出路。不用说与他生儿育女15载的冯恩健，哪怕是于姜，她都无法推动。她也不想。

　　（精彩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