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歌手汪峰的《春天里》，在这个初秋的傍晚静静地流淌在杭州后市街某个小区的集体宿舍里。

　　这是杭州一家足浴店的员工宿舍。10平方米的小屋内，7个好兄弟坐在一起，和我聊起各自的故事。

　　他们都是清一色的90后，可都是干了四五年的老足浴工了。说起杭州的好，他们都能说上一大堆。可一个问题却让全场静默：愿意留下吗？回答是无奈的摇头。

　　有一个数据，让人深思：杭州市足浴行业协会秘书长金咏红说，有10万足浴工奋斗在这个城市。而真正在杭州定居的，大概不到1%。

两点一线，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觉得陌生

　　“很久都没有听人叫我的大名了。”张晓燕是杭州某足浴店的足浴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她低着头笑得很腼腆。“店里的客人都是叫我工号，熟客和老板都叫我小张。”

　　连自己名字都感到有些陌生的他们，其实和外界的联系很少。

　　实际上，当一名足浴工，每天的私人时间压缩得极短，足浴工是计件工资制，他们的休息时间非常奢侈，晓燕算过，一个月休息4天，就要少赚500元。

　　她每天的生活就是足浴店——宿舍两点一线，大部分休息时间都用来补觉，甚至连女孩子最喜欢的逛街时间都被舍弃了。理由很简单：“平时都穿制服，一年只买两三件衣服，这在我姐妹里还算是多的。”

　　在晓燕看来，足浴工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都是老乡。融入城里人的圈子，对她来说，更是难以想象。“我们很少上网，也很少出门，一有空也是去西湖边走一走。”

　　事实上，身份的隔阂是晓燕们在这座城市生活最大的门槛。杭州佳优子足浴店的经理杜玉存告诉记者，“有些足浴工在外面还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觉得抬不起头。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出高价招聘足浴工，但是应聘人数远不如三四年前。”

　　我们在劳动力市场随机采访过一些打工者，有人告诉记者，许多人宁愿去星巴克拿一半的薪水当服务员，也不愿意做足浴工，“说出去不好听，交不到朋友。”

赚够了买房的钱，1/3的人都选择“回去”

　　晓燕的家在河南南阳。出门的时候她只有17岁，一晃，她现在已经24了。她想成家，“十有八九我会回去，等过几年赚够钱了，在我们家市区那儿买个房。”

　　同样也是南阳老乡的顾明雨现在的身份是杭州某足浴店的区域经理。十年中，从一个底层的足浴工，他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然而，他也没有计划把家放在杭州，而是在南阳市按揭买了一套房。

　　“杭州的房价太高了，和我同年来杭州打工的老乡差不多都和我一样的做法，这几年赚了点钱，在我们市区那边买房。”顾明雨是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足浴工在城市里挖到第一桶金之后，回去置业或者创业。

　　“这个比例大概占到30%左右。”杭州市足浴协会会长王新民说，小城市更适合他们，一是离家乡近，而且物价水平和房价也属于他们的可承担范围。

　　在杭州，顾明雨攒不住钱。他五年前便已是区域经理，但直到去年结婚生子才出手买房。他要供养双亲和一个妹妹，开销实在很大。“在家里，可能半年都用不了3000元，可是在城里要请客吃饭要打理关系，一个月可能就花完了。”

除了票子，他们还想要“面子”

　　不少杭州足浴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这个行业的发展瓶颈，就是人力资源短缺。有业内人测算过，整个杭州大致还需要2—3万名足部按摩师，才能完全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可现实是，几乎每一个足浴店都缺人，能保持住现在的足浴工不流失，已经很不容易了。

　　足浴工是碗“青春饭”。大约到了25岁左右，如果不能上升到管理层，大部分足浴工会考虑去留问题。这几年足浴行业的“挖人大战”愈演愈烈，这是招工难直接导致的恶性竞争。有外地足浴店直接开车到杭州来“挖人”的，也有老乡帮派中某个“带头大哥”一下子带走二三十人的。城市对他们而言没有归属感，只要薪水高，他们哪里都愿意去。

　　顾明雨曾说，像他和张晓燕这般自始自终没有跳过槽的员工是非常少的。这其中当然有老板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性格原因。

　　“其实杭州的薪酬水平不算低，如果再能赋予这份工作一份尊严的话，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来。”王新民道出了足浴工的心声。

　　作为杭州第一批拿到足浴技师高级证书的人，顾明雨说，足底的穴道学问很深，足浴技师其实是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可以和手表机械师的工作媲美，但两者得到的尊重是天差地别的。然而，要得到尊重，并不是一两个足浴技师就能改变的，足浴业需要进步，足浴工的观念也需要一次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