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白鱼在长江太湖，天下至味也。

　　白鱼至鲜，最宜清蒸。在下晋人，本不甚喜吃鱼，但酒席上来了清蒸白鱼，必得再要一份，眼前的这份自己吃，再来的那份大家吃，人皆嘲我，而我独乐。

　　读袁枚《随园食单》，说到白鱼，曰：“白鱼肉最细”，这当然不错，但细则薄，而白鱼之细胜在深厚丰腴，所以也宜糟。袁枚又说：“用糟鲥鱼同蒸之，最佳。或冬日微腌，加酒酿糟二日，亦佳。余在江中得网起活者，用酒蒸食，美不可言”——不可言不可言，唯有馋涎。

　　总之，清蒸好，浅糟亦佳，至少到清代，这已是白鱼的通行吃法。

　　还有一种吃法，随园老人听了，必定大叹罪过可惜。那便是——烧烤。

　　苏州吴县胥口乡有桥名炙鱼，两千五百多年前，此地的烧烤摊连成一片，烤什么？不是羊肉串，是烤鱼。那时的太湖，水是干净的，无蓝藻之患，鱼与渔夫与烧烤摊主与食客同乐。

　　这一日，摊上来一客，相貌奇伟：碓顙而深目，虎膺而胸背。“碓顙”(Sǎng)解释起来颇费口舌，不多说了，反正中学课本里北京猿人的塑像应该还没删，差不多就是那样。该猿人坐下就吃，吃完了不走，干什么？要学烤鱼。

　　现在，谈剑。春秋晚期，吴越之剑名震天下。彼时的铜匠是顶级战略性人才，价值不下于钱学森。几个陕西师傅扎根于边远吴越，几百年下来，肠胃由吃面改成了吃鱼，吴越也成了特种钢——准确说是特种铜——工业中心。欧冶子公司、干将莫邪夫妻店都是著名的铸剑企业，所铸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盘匜（Yí），就是铜盘子铜水盆儿，剑下如西瓜，一切两半儿。

　　人心不可窥，天意或可参。一日，有相剑者名薛烛，秦国人，远游至越，有幸观摩欧冶子出品之剑，其中一柄名鱼肠，顾名思义，剑刃之上，纹如鱼肠。

　　薛烛一见此剑，神色大变：“夫宝剑者，金精从理，至本不逆。今鱼肠倒本从末，逆理之剑也。佩此剑者，臣弑其君，子杀其父！”

　　该评论家像如今的学院评论家一样，论证是不要人懂的，但结论我们都听清楚了：

　　鱼肠，大凶之器也。

　　命里注定，它是鱼肠，它等待着君王之血。

　　吴王僚在位已经十三年，即位时他应已成年，那么他现在至少也该三十岁了。这一天，三十岁的吴王僚来找妈妈：

　　“妈妈妈妈，堂哥请我到他家吃饭。”

　　妈妈说：

　　“堂哥不是好人啊，小心点小心点。”

　　吴王僚可以不去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去了。也许他不愿让他的堂哥看出他的恐惧，可是，他同时又在盛大夸张地表演他的恐惧：他穿上三层进口高级铠甲，全副武装的卫兵从他的宫门口一直夹道站到他堂哥家门口。进了大堂，正中落座，前后站十七八个武士，寒光闪闪的长戟在头顶搭成一个帐篷。

　　摆下如此强大的阵势，仅仅是为了防守，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一个弱点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他爱吃鱼，爱吃烤鱼。他一定听说了，堂哥家里来了一位技艺高超的烤鱼师傅。

　　然后，那位北京猿人出现了，他端着铜盘走来，铜盘里是烤鱼，香气扑鼻。他站住，突然——

　　那是一霎那的事：他撕开烤鱼，扑向吴王僚，武士们警觉的戟同时劈刺下来，他从胸到腹豁然而开，肠子流了一地。

　　然而，晚了，吴王僚注视着自己的胸口，一柄短剑，胸口只余剑柄，剑尖呢，在他背后冒了出来。

　　鱼中有鱼肠，臣弑其君。

　　刺客名专诸，主谋公子光，后者登上王位，改号阖闾。

　　专诸是先秦恐怖分子中最为特殊的一例。他没有任何个人的和政治的动机，他与吴王僚无冤无仇，他和公子光无恩无义，他的日子并非过不下去，严格来说，他是楚人，谁当吴王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他图什么呀，从《左传》到《史记》都说不清楚。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中杜撰一段八卦，小说家言，我以为却正好道出专诸的动机：

　　后来辅佐阖闾称雄天下的伍子胥，有一次碰见专诸跟人打架，“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可是，后方一声喊：还不给我死回去！疯虎立时变了乖猫，跟着老婆回家转。事后二人结识，伍子胥笑问：英雄也怕老婆乎？专诸一瞪眼：俗了吧俗了吧，大丈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

　　他必伸万人之上，他也必屈一人之下。他一直在寻找那个出了家门之后的“一人”。未来的吴王阖闾使伍子胥这样的绝世英雄拜倒于脚下，他注定就是专诸要找的那人。

　　人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为名，为利，为某种理念某种信仰，但也可能仅仅因为，人需要服从，绝对的服从，需要找到一个对象，怀着狂喜为之牺牲。就如一柄宝剑盼望着持剑的英雄。

　　夏虫不可语冰。春秋之人太复杂，今人不复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