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益康被称为“超级农民”。

　　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最底层。跳出农门是许多人一辈子的梦想。怎么还有人拿“农民”这顶帽子送人？怎么还有人乐意戴“农民”这顶帽子？

　　直觉告诉我们，这个人物一定有戏。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当代浙江学者文库”中的《顾益康集》里，我们发现，在浙江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众多惠民政策的制订，众多惠民工程的推出，后面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他顶着“姓社”还是“姓资”的压力，大力倡导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从此一举超过江苏；

　　他率先提出停征农业税，沿袭千年的“皇粮国税”首先在浙江被终结；

　　他第一个提出浙江考生免费就读涉农专业，浙江农业后继乏人的难题由此得以缓解；

　　他总结提炼的“破穷障、改穷业、挪穷窝、挖穷根”的浙江扶贫模式在全国欠发达地区广为传播，国家商务部在浙江大学举行国际扶贫培训班，向第三世界推广浙江扶贫经验……

　　他就是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现浙江省政府咨询委三农部长、省政府参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让你保持对“三农”几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和激情？

　　顾益康（以下简称“顾”）：1947年，我出生在宁波的北仑区。那个年代，因为人多地少，农民的生活很贫穷。1968年，我作为知青来到农村插队，一干就是10年，成了一个正劳力。但工分年年在长，收入却年年在降。我想买辆自行车，辛苦了十年，直到离开农村，这个梦也没有圆。这使我对农村的穷、农民的苦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

　　我当时想不明白，为什么累死累活一年，到了年底“分红”时变成了负数；为什么种棉花的收入比种水稻要翻一倍，可偏偏不让种？

　　带着种种疑问，1978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杜尔阁的土地理论、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的理论，都让我着迷，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让我迷恋不已。《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经典，也是市场经济的百科全书。由此，我确立了牢固的市场经济意识。

　　记：在你推动的诸多“三农”改革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否应数“废止农业税”？

　　顾：可以算吧。那是1999年，我到云和县调研扶贫工作，在田头，我与几个种香菇的农民聊天。

　　“你们最喜欢什么干部，最不喜欢什么干部？”我问。

　　“最喜欢扶贫办干部，他们给我们送钱送物送技术；最不喜欢乡镇干部，他们要钱要粮，我们要紧的服务他们却没有给。”农民们的回答让我陷入深思。

　　2000年，我在调研中提出了把减免农业税费作为普惠性的扶贫政策建议。农业税的本意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但农业税的收取成本极高。如果说农业税是一瓶水，有半瓶水要养税务人员，有些乡镇税务所就有10多人。而税收上来到返还农民还要被层层截留，返还到农民手里，一瓶水只有几滴了。

　　其实，农业税税额并不大，在2000年浙江省财政收入中，农业税仅占很小的比例。这微不足道的税额，对低收入农户来讲还是比较重的负担，而且还要付出影响干群关系的沉重代价，得不偿失。

　　2001年，浙江省首先在欠发达地区免征农业特产税、屠宰税，随后停征了农业税。结果，邻省农民把茶叶拉到浙江卖，把猪拉到浙江宰。

　　2005年，浙江全面废止农业税，成为全国率先废止农业税的省份。浙江作为黄宗羲的故乡，率先破除了“黄宗羲定律”。

　　记：为什么提出“免费读农大中专”的建议？

　　顾：最好的扶贫是智力扶贫。智力扶贫靠的是教育，而仅仅靠九年义务教育是不够的，我们的农村因为教育的落后却在不断生产着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欠发达地区农村低收入家庭，初中毕业因读不起普高和中职就外出打工，十几年后，他们又拖着伤残的身体、苍老的面孔、绝望的心态回到故乡，仍然还是政府扶贫的对象，这是没完没了的扶贫对象再生产啊。

　　如果我们能让他们初中毕业再读职业技术学校，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农民工就会在历史上消失。初中毕业出去是小保姆，回来是老保姆，但卫校毕业是小护士，十年以后可能就是护士长。有文化，就可以带个“长”，没有文化，永远是农民工。

　　现在农业老龄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存在着没有牙的老农干不了现代农业、有牙的年轻人不愿意搞现代农业的严重问题。大中专的农学类招生处于萎缩之中，原因是有钱的不上农大，没钱的上不起农大，上了农大也不愿意学养鸡，也要改学计算机。但吃饭总不能吃计算机吧？鼓励青年上农大，最好的办法是省财政出钱。现在新农村建设的很多事情，就是政府给农民贴钱，农民就给政府贴金，农民才能与党贴心。

　　免费上农大和让低收入农民子女上职业学校，这两条建议被吸收到了浙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中，出台了大中专农业技术类专业免费读书、低收入子女免费上中专职高两项惠民政策。

　　2007年，这两项政策被中央一号政策采纳。

　　记：在这本书里，你对浙江农村改革道路的探索，有些什么最新研究成果？

　　顾：浙江这30多年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面，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把着力点放在鼓励全民创业、创新上。从3000万农民中成长起来的500万浙商，形成了百万能人创业、千万农民转产转业的大众市场经济和民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以改革开放的政策，来激发农民们的创造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