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高路

　　杜娟，生前在位于深圳龙岗的福X集团辖下工厂打工。今年1月，她在厂房的卫生间里撞破头，因为事关600元“全勤奖”——按规定是在2011年12月16日至2012年2月16日之间，如果这一期间都在厂里做工，就可以拿到600元奖励。她自服止痛药，忍痛工作了3天，坚持到休息日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脑出血。一周后，她停止了呼吸。

是谁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

　　钱包网网友安如泰山：我们的眼前仿佛有一架天平，一头是600元的全勤奖，一头是一位年轻女工鲜活的生命，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或许我们会埋怨这位女工的“傻”，并且为她的因小失大而倍感不值，难道宝贵的生命就值这600元钱吗？而我们更想问是：究竟是谁为生命定了价？难道这位女工天生就喜欢这么累吗？难道她在身体受伤的时候不想进行诊治，不愿享受他人的呵护吗？

　　钱报网网友孙青青：女工为了获得600元全勤奖而坚持上班，最终因贻误病情而丧命，听起来令人唏嘘不已。我们理解当事人为何“因小失大”，还不是这600元钱对一个靠出售廉价劳动力的工人来说太过重要？正是因为他们付出太多，得到的报酬却很少，才这么珍惜来之不易的为数甚少的奖金。其实何止是这位女工遭遇如此不幸，我们中的很多人不也同样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各种名目的钱而牺牲了应有的权利么？我们牺牲的，可能是汗水，可能是休息，也可能是尊严，生存之不易，让我们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全勤奖是一种变相的盘剥

　　钱报网网友陈爱兵：就事件而论，杜娟之死纯属偶然，但偶然背后难道就没有制度性的必然因素吗？如果说，杜娟被碰伤是偶然，那么为了全勤奖而延误治疗时机，以及周围工友对此的后知后觉难道不是当下中国工厂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吗？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准军事化的管理制度、等级森严的人事体制、去人性化的“科学”工序管理、冷漠的人际关系，这些《摩登时代》的“管理学”在今天依然被奉为圭臬，并广泛用于实际。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和情感空间被挤压成了一个密封的罐头，赚钱则是劳动者的唯一“生活”。可以说，无论是富士康的13连跳者，还是福X公司的女工杜娟，都是这套“反人性”的工厂制度的牺牲者。

　　钱报网网友大国：是的，杜娟的悲剧只是个案，但设立“全勤奖”、“满勤奖”的企业比比皆是，为了拿到这份奖金，一线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像一台机器一样常年运转，用牺牲健康的代价换取这份微薄的奖励。这是人性化吗？否，是一种披着人性化外衣的变相盘剥。因为，“全勤奖”的那点奖励并没有将劳动者的加班工资计算在内。即便按照一天工作11小时计算（实际一线员工上班时间远不止此），像杜娟这样的一线员工，每天加班也超过3小时，一月就是90小时。根据《劳动法》关于加班工资的规定，90小时的加班费远超600元“全勤奖”。可是，企业没有依法支付杜娟加班工资，请问，还有比这样的盘剥更冷血、更极致吗？

体面劳动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钱报网网友朱虹瑛：很显然，600元全勤奖之所以成为了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根本原因在于底层劳动者权利的苍白、劳动者报酬的卑微。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成为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的合法性“框架”，可想而知，在此语境下，正是600元全勤奖被无限放大，成为杜娟以命博弈金钱的砝码。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工为挣600元全勤奖而意外死亡所投射出的群体权利孤独，救济不仅仅只是同情和怜悯，更需要对制度反思，在法治社会，法律和职能部门不应该扮演袖手旁观的角色。

　　钱报网网友向斌：生命与金钱，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其实，真正值得我们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打破了这个命题最初的排序呢？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曾经撰文指出：中国正在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从中我们或许能够窥探出一些答案，这就是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竞争的结果。一些企业为了能够在微笑曲线低端获取一线升级希望和竞争力，不断以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为代价来获取企业生存发展空间。

　　当无情的企业逼迫劳动者延长上班时间来提高自己的微薄收入时，恐怕最后的救命稻草就寄托在了现行的各种劳动法律法规上面。然而却只能引用一位著名法学专家的话来表示遗憾——“我国的劳动法是全世界最完备的，却是全世界实施最不力的劳动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