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避讳种类奇多，我随便算了算，少说也有一千种。这每一种里一个最小的分支，如果以哈佛大学文学院的专业标准来衡量，都够做一本博士论文。将来学问做尽，无可研究，避讳可是一个未开采过的富矿，能解决人文学科教授未来几百年的就业问题。

　　古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够古怪的吧。一旦说明来历，它一点也不古怪。这是老子道德经著名的开头：道可道，非常道。

　　五代时候有位著名的大臣，名叫冯道。虽在乱世，他的小日子仍然过得幸福无比，因此自号“长乐老”。长乐老既然官阶特别大，名字自然不能乱叫，家里人也不例外。比如出门，不能说走道，只能说走路；划出道来比试比试，只能说划出线来比试比试。这都还行，比较麻烦的是“道德”，儒家讲修身，这个词万万离不了。怎么办？老人家说了，叫“操德”。

　　冯道大人的儿子开始读书了，读完圣经，读不那么圣的经，就读到了老子。教书的门客不敢提“道”字，儿子更不敢，于是老子的开篇就成了“非常不敢说”。据说冯道自己经过儿子的书房，听到这段话，发了半天愣，不明白儿子在学什么。直到后面念出“名可名，非常名”，才恍然大悟。

　　唐朝是空前开放的时代，社会宽容，思想自由，外地进京的小官，就敢站在船头高唱当今皇帝的小名儿“三郎”。唐人意气风发，无限潇洒。可是有一点，往死里讲究门第。门第越高的人，越讲究避讳。

　　李贺因为父亲名字里有个“晋”字而不能中进士，这是人们熟知的，连韩愈出面写文章为他辩护都不行。其实这还只是同音，并不同字。假如一个人名叫富贵，他既不能经商发财，也不能考状元做官，还不如叫“穷困”呢。

　　晚唐名相李德裕出身最高门第五大姓之一的赵郡李氏，他的父亲李吉甫也是宰相。德裕规矩多，父亲名字里的那两个字，就像永远不愈合的创口，谁都碰不得。有一次，一个姓周的下属求见，德裕不见。不仅不见，还很生气。因为此人姓周。周和吉甫有关系吗？幕僚们不解。当然有。周字里头不是有个吉么？不仅有，还用个大罩子把“吉”字扣得紧紧的，硬是不让出头。如果有人名叫周倜，那还不是讨死？

　　我想啊，幸亏杜甫和这位德裕大人不同时。杜甫自述，他在长安时，为了生计，“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整天瞅机会到高干富二代和终南山的炭老板家里打秋风。要是不小心叩门叩到李家，就凭这个“甫”字，还不被乱棒打出？

　　历朝之中，清的忌讳特别多，因为异族入主中原，做人也难，凡“虏”“胡”一类的字都忌讳。对犯忌的书籍，客气点的，换字。我忘了是汉朝还是什么朝，“庄”字犯圣上大名的忌，姓庄的改姓严。“可”字犯忌，一个叫“尚可”的人，被人称作“河无水”，后来讹传，变成“何五水”，姓何了。不客气的处理方法，则是烧灭。

　　禁书的时候，书多人少，检察官没时间细看，就专在书里找这些字，找着一个，格杀勿论。据说杜牧的诗集因此差点失传，幸亏一个乡下的杜牧粉丝硬把《樊川文集》藏在鸡窝里保存下来了。杜牧诗中有一句：“金河秋半虏弦开”，本是说大雁的。检察官看到“虏”，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杜集禁了，还准备通缉杜牧。

　　这事要是早点报告到乾隆皇帝那里，就不会闹出这么个乱子。乾隆小时候在宫里受教育，最爱抄杜牧的诗，因为不像李商隐那么绕弯子难懂。你知道，好多事的实际情形都是，上头有旨意，只说搞一搞，没说搞那么深，那么凶，可是底下的人层层发挥，层层加码，到最后，匪夷所思，乱了。如果不是皇上出面干预，《论语》也要禁，那里面也有违禁之言：夷狄之有君。乖乖，夷狄！

　　前些年给小孩起名字，流行去《康熙字典》里找大家都不认识的字，认为这样很牛。下一辈子，我要抱着甲骨文全书，找两个最古怪的字给自己当名字。万一后人又发起神经讲避讳，希望不会因名字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此外，我也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因为禁忌被人卸掉一只胳膊或砍掉一条腿，或像有过的先例，明明姓李，搞成十八子，姓董，搞成千里草，更不堪的，姓王，不说王，非说三横一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