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魏德圣第一次看到邱若龙的《漫画巴莱》，他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热血的故事。那时候，也许他脑子里已经出现了好莱坞式的宏大场面——炮火纷飞中，是300勇士浴血拼杀的身影。

　　假如魏德圣一直停留在热血的层面，并给《赛德克·巴莱》换一个更“国际化”的名字，或许这部电影在大陆的票房就不会遭遇滑铁卢。毕竟，它拥有一个标准商业大片所有的全部元素：英雄、对抗、华丽的视效、血脉贲张的节奏。

　　但当魏德圣走入赛德克族的深山，聆听族人语焉不详的口述，和一大堆历史资料纠缠了两年之后，却陷入了一种沉思。

　　“我连起所有的线索，却越来越分不清，究竟谁是对的。文明是对的吗？守护信仰是对的吗？反抗文明是对的吗？”最终，当魏德圣写出《赛德克·巴莱》的剧本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绕到了一个终极哲学命题上：“我是谁？”

　　于是，他用心拍了一个骄傲的电影。他让看电影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爆米花，跟莫那·鲁道、花冈二郎们一起痛苦地思索：我是谁？我该怎么做？

　　或许因为这点思索的纠结，让魏德圣丢掉了大陆的庞大市场。因为，多数人进电影院，不是来深邃的。大多数人，宁可被无脑弱智的电影羞辱智商，然后快意吐槽。第二天又得面对飞涨的物价，思考着如何赚更多的钱，或嫁个有钱人。

　　相比之下，魏德圣们更有自我审视的从容心态。

　　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浮躁过，迷失过，被冲击过。

　　魏德圣看过台湾电影的辉煌时代的尾巴，然后目睹“垮掉的二十年”，再然后，绝处逢生，“像在烂水沟里开出了一朵花。”

　　这是一抹足以燎原的绚烂。

　　于是，在莫那·鲁道和魏德圣的捍卫当中，我们试图谈谈台湾作家对过往以及其对自我影响的追寻，还有已然被视为日常的淡然。

　　拆除旧屋、拓宽道路，城市化中乡村面目全非。这是台湾作家詹宏志的所见所闻。只是，如他，在轰然的变革中，人们尚且愿意去看看自己内心——我是谁，并且“一直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尊敬之心”。

　　所以，不少台湾的年轻人，可以因为喜欢画画而学美术，为了旅游而到大陆留学，为了积累人生经历而去打工……

　　不过，这样的生活，对我们的年轻人而言，尚有些距离。　　 本报记者 郑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