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8日，杭州庆春东路发展大厦的一块幕墙玻璃从高空坠下，正好砸中了19岁的江西女孩朱依依。经医生诊断，朱依依左小腿的血管、神经、肌肉、肌腱、骨头全部断裂。截肢，成了残酷而唯一的结果。

　　“杭州断腿女孩”的新闻剧本，快速生发又快速消匿。时隔近一年，人群的喧嚣褪去，留下朱依依仍在这种“失去”中努力重新定义漫长的人生。

　　签合同的最后一刻,她逃出电梯

　　5月22日，当我遇到朱依依的时候，她正打算找一份工作，试图使自己活得像个正常人。

　　4月初，朱依依用两件事情确定了自己应该重新工作：一、装上假肢的左腿，已经可以轻松走完两三站路的距离；二、长胖了十多斤。

　　受伤之后，朱依依对这个世界从来不是抗争的姿态，却也从不顺从。但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却让朱依依狠狠地介怀：“她说，你都这样了，以后肯定没法工作了吧。”

　　“找工作”这件事的提速，是急于证明自己的方式，更像是朱依依给自己的一个承诺。

　　在杭州机场路德林义肢器械店的楼上，朱依依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床、一个老式五斗橱、一台还是球面屏幕的电视机，填满了全部空间。她拒绝了哥哥帮自己租房的要求，因为在这里，工作人员，甚至往来安装假肢的病友，都可能成为朱依依聊天的对象。

　　中午11点，朱依依熟练地穿好假肢，小心翼翼卷下裤管。几天前，她刚从四季青买了一条曳地长裙，本来打算趁新鲜穿，“但一直下雨，穿裙子不方便。”她有些沮丧地对我说。

　　下楼和店员一起，朱依依用7个冷笑话的时间快速解决了一顿午饭。

　　“鲨鱼吃了绿豆变成什么？”

　　“变成绿豆沙，哈哈。”

　　用这样一顿午餐放松了自己的情绪之后，朱依依鼓起勇气出发去萧山区的一家服装厂签订劳动合同。

　　“鼓起勇气”，这是朱依依对即将到手的这份工作的感受。因为从市区居住的地方到这家公司，要坐2个小时的公交车。这让她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老总是个爽朗的人，他同情于朱依依的遭遇，主动通过媒体找到了她，并且豪爽地表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可是在2小时的车程中，朱依依对工作的信心、新奇和喜悦，已经像沙漏一样慢慢消泄。到了公司所在地后，这种陌生感被加速放大。在20分钟的面谈中，盘踞在她脑子里的，全是2个小时的颠簸和那条感觉上越来越不舒适的义肢。

　　朱依依完全不记得对方在说什么。膝盖以下的胀麻感，隔离了所有的外界信息。“如果决定要来上班，近期我会跟您联系。”这个女孩圆滑而不失周到地表示。

　　当再次经过2小时的颠簸后，朱依依再次站到了服装公司办公楼的电梯口。朱依依走进去，按了老总所在的楼层8楼，但就在电梯门缝完全合拢的一瞬间，她死命地按了几下开门键……

　　“还是算了。”5分钟后，朱依依坐上了萧山回市区的公交车。那幢被她形容为“气派极了”的写字楼，在身后退成模糊的背景。

　　朱依依在去签订合同的最后一刻逃出了电梯，也逃离了第一次建立人生新秩序的可能。

　　闺密说：你当伴娘不吉利

　　回家路上，朱依依的手机QQ响个不停，她回消息的时候满脸兴冲冲。她是那么地渴望交流，与家人、与朋友、与社会，与一切可以和她聊天的人。

　　躺在病床上那2个月，每天只能与残肢和浓重的消毒药水相伴。这段晦暗的记忆，至今仍会突然出现在朱依依梦里，像藤蔓般将她绞痛。

　　在某一次QQ响起后，朱依依骂了一句“神经病”。一个叫“木残”的网友，几个月来对朱依依狂轰滥炸，说自己就是喜欢戴假肢的姑娘。这种扭曲的社交关系，让朱依依感到极度恐惧。

　　“我知道残疾人谈恋爱不容易，但也不要让我碰上这种人吧。”对于爱情，从出事那天起，就已被朱依依暂时排除在人生选项之外。在医院里，初恋男友来看他，第一句话就是“你瘫痪了没”。

　　爱情和交际，构成了纠结的叠影。但是渴望与人交流的强烈愿望，使得她至今都没把“变态男”拉黑屏蔽，只是保持不理睬的态度。

　　截肢之后，朱依依很少哭，她的种种强硬，只是单纯地想使别人以为她过得很好，她仍然是个正常人，只不过比一般人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

　　但是，她还是被事实烙伤了。

　　去年11月，一个老同学给她打电话，想让朱依依当伴娘。当时，朱依依很体贴地拒绝了：“我说算了，但她热情地坚持，说没有关系，让我只要站站就行，不需要走动。”

　　对方是自己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这份执拗的邀请，让朱依依既为难又感动。最后还是哥哥鼓励他：“去吧，也算锻炼一下。”为了这次伴娘任务，朱依依拖着假肢走了大半天，特地买了一件漂亮的晚礼服。可就在婚礼前一天，对方打来电话，结结巴巴冒出一句话：“我们家里人说，你是不完整的，当伴娘会不吉利……”

　　拿着手机的朱依依，嘴巴上说没事，眼泪早就淌得稀里哗啦。那次，她整整哭了一天。朱依依说，其实她已经几十次“预设”过这种场景，但当朋友一字一句说出“你不完整”几个字，她小心翼翼筑就的心理防线还是瞬间崩塌。

　　身体的变化，让朱依依发现，自己性格里多了一些难以摆脱的情绪：敏感、多疑、害怕独处。她谨慎地处理着和外界之间的关系。

　　出事之后，朱依依不愿再回原来的公司工作。尽管这家企业至今仍每月支付给她基本工资，老板也多次表态“欢迎随时回来”。

　　“问题是，原来的同事都走得差不多了。” 朱依依有些怅然。

　　说不定我可以开家小店

　　朱依依一直是个乐观的女孩，不仅是她的个性表现出今日不为明日忧的快活，还在于，她将未来人生的一部分希望放在了应该得到的赔偿上。

　　对朱依依的赔偿，两家责任企业——滨江物业和金光纸业至今还在协调。之前，赔偿问题似乎比较乐观，责任企业的人都说：“依依是受害者，虽然这是一个意外。她很乐观积极，让我们敬佩。从一开始我们的态度就是主动承担相关责任。”

　　具体的赔偿方案，据说在6月份会确定下来，但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消息。她说自己不想对簿公堂，“因为这对我不利，如果私下协商，还有可能让他们多赔一点。”但是，朱依依仍然每天会上网学习一些法律知识，因为她觉得，在赔偿款没有拿到手之前，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出现，她必须有所准备。

　　充满未知因素的赔偿，像列在朱依依心里一道亟待填空的方程式。一方面让她无数次充满希望地筹划着自己的未来，“如果赔的钱比较多呢？说不定我可以开家小店，不用再去打工。”

　　而另一方面，赔偿却又是一场没有胜者的角力，更是一场让她押上了前途的赌注。某种程度上，甚至让她寸步难行。有一次她去面试，对方问“你赔偿弄好了么”，朱依依说“没”，那头就沉默了。

　　可以肯定的是，6月份赔偿结案前的日子，朱依依还是会这样，心急如焚又漫无目的地和时间周旋着。

　　“我已经无限接近正常人。”然而，她旋即又否认了这种坚定： “就算赔偿解决后，我觉得自己还是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