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取得政权后，深知秦王朝灭亡是推行法家“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的结果，所以转而采用道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一政策促进了汉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时，国家财政仓库里不仅粮食多得发霉，连堆放的铜钱都因绳子霉烂而满地散落。

　　但物极必反，这一政策也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富人不受约束地大量兼并土地，越来越富；穷人因不断失去土地，越来越穷。在西汉建国六七十年之际，两极分化已严重到威胁汉王朝的生存。

　　在这一王朝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著名学者董仲舒说服汉武帝放弃汉高祖刘邦“黄老之学”治国的指导思想，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治理国家。一筹莫展的汉武帝欣然采纳，从而使汉王朝有了新的起色。儒家思想，也从此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年的治国指导思想。

　　董仲舒，广川人，今河北景县大董故庄就是董仲舒的故里。少年时代的董仲舒，嗜书如命，尽管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三年时间里却未瞧一眼，从此，被后人称赞为“三年不窥园”的典范。

　　后来，董仲舒公开聚众讲学，弟子遍布四方。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规范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

　　经济上，董仲舒则主张“调均贫富”，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大量调查研究以后，他提出“限民名田”的政策主张，即限制人民名下的土地，实行限购政策。董仲舒认为，通过规定限额使不同等级的成员在财富占有上有差、有度、互不越制，才能抑制兼并，把贫富差别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这样，既保证富有者在拥有尊贵地位同时却不能骄横，又使贫困者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达到“上下相安”的目的。

　　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减轻普通老百姓的税收负担，要求封建统治者，既不能苛征暴敛收重税，也不能让赋役负担不均，把贵族和官僚地主应纳的税收，强加在普通老百姓身上。

　　董仲舒的主张之所以被汉武帝接受为治国指导思想，既是当时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汉武帝的明智。武帝深知，作为政治家，他应该通过“拿来主义”采纳思想家的研究成果来治国。可见，汉武帝远比那些拍拍脑袋治国的政治家，聪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