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已然过去的时代，如同梅先生的话——大师辈出。

　　不能回避的，首先应该是蔡元培。1898年，蔡元培在绍兴兴办新式学堂，他引进新派知识分子。守旧派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旧礼教，挂于办公室。蔡元培说，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这一套，我来干什么，我还是待在翰林院好了。于是辞职而去，这是蔡元培人生中第一次为了坚持原则而辞职。

　　到了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自此，他周围逐渐聚拢起一个群星璀璨的教授团，以自己的言行唤醒大学精神的精髓。据资料介绍，那时的北大课堂，两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

　　蔡元培在任期间，北洋政府总统换了5次，内阁总理换了30次。在动荡时局中，他始终不变的是强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而梅贻琦为“大学”下定义的1931年，清华大学正大兴土木，购买大量图书仪器。梅贻琦提倡花费有度，把更多的钱花在引进人才方面。在他看来，一百栋大楼抵不过一位学术大师的影响力。

　　但是，他从没被人称为大师，却被称为“寡言君子”。清华大学的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应该由校长主持，但是在开会的时候，梅贻琦却总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自己很少说话。遇事，他都要公开讨论。在具体事务上，尊重大家的意见。当年数学大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因此朱自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大学的民主制度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梅校长的同情和支持，就不可能确立。

　　而胡适，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在校任职期间，他便特别重视体育运动与人格培养的结合。1930年春，学校要召开运动会，他鼓励让同学们踊跃参加，正确对待竞赛的胜败。

　　身在杭州的我们，不能不提竺可桢。

　　1936年5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就任声明中说：“一个大学校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养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据统计，西迁时期的浙大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50多人。而他的“不问异同，唯求其是”在当下仍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