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以普渡众生为目标，要讲经说法，开示混沌，嘴巴自然是不得停息的。而贼破门入室，盗窃钱财，一切都得掩人耳目，是不能发出一点点响声的。俗说：“叽哩呱啦是个佛，闷声不响是个贼”，从这一角度而言，说得真是十分恰切。

　　是否可以推而广之，认定“叽哩呱啦”就一定是佛，“闷声不响”就肯定是贼，那也难说。

　　“叽哩呱啦”和“闷声不响”，很多是人的性格所造成的，外向的话多，内向的话少，和品德本无多大干系。

　　有时候，生性活泼的会变得木讷，饶舌的会沉默寡言，那往往是生存环境的压迫使然。

　　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一言堂”，只有君主或长官一人拥有话语权，而下属和小民只有服从的份，是不准多嘴多舌的。

　　电影《甲午风云》有一场戏，真实地反映了官场的这种戒律：李鸿章在内室与洋人谈判，洋人出言不逊，激怒了在二堂等候的邓世昌。邓将茶盅重重一磕，说道：“一派胡言！”惊动了里面的人，李鸿章厉声喝道：“谁在二堂喧哗！”试想邓世昌堂堂北洋海军“致远舰”管带，也只能听凭上司如此喝斥，更不必说升斗小民了。

　　当代作家丛维熙回忆，1957年自己因直言而被打成右派不足为奇：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只要过去有言行不称上司的心，到时候也会新账旧账一起算。

　　而丛维熙的妻子张沪时任北京日报记者，一向谨言慎行，被打成右派的起因就更微妙了。

　　据说一天她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身旁风驰而过，扬起的黄尘落了她一身。回报社后，她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随口诌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从而被认为对社会心怀不满。

　　言为心声，不平则鸣，但也有不少时候，这种鸣是不被认可的。“祸从口出”，这是人们痛定思痛之后得出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