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也许应该从两个人及其两部作品开始：贾平凹《废都》、余秋雨《文化苦旅》。

　　贾平凹是一个具有极高敏感度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他写作了《浮躁》，小说名此后成为整个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的代名词。

　　《废都》的出场，也有同样的效应，这是一部在语言上模仿《金瓶梅》，在意识上也承接了中国明末《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长篇小说）文脉的小说。

　　《废都》在某种程度上告别了理想主义风尚而转向世俗人生，告别了国家主义思潮而转向市井个人，告别了某种人文高蹈而转向物欲情欲，小说描写精神的幻灭、肉体的堕落、生命的毁灭。

　　今天看来，《废都》展示的一切，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于后来的世纪末“狂欢”，在中国还只是苗头，歌颂理想和礼赞未来转化为描摹黑暗和顺从丑恶，作者似乎突然之间丧失了用普通话叙述的兴趣，他突然改为俚俗化的文白口语，他是厌倦了什么吗？这种深层的颓唐和失望，也许不是来自对实有的观察，而是来自对心相的体验。

　　贾平凹是否极端渲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但是，他在书写的政治策略上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与他的失败呈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人——余秋雨的特别成功。余秋雨某种意义上渲染的情绪和贾平凹是一样的——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失望、对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整体的失望。

　　但是，他的写作策略却和贾平凹恰恰相反。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上海学者，带着他的具有考据癖、历史癖散文集《文化苦旅》登上文坛，这个戏剧史学者，突然在散文上一举成名。

　　余秋雨“寻找中华文化的灵魂”的“苦旅”，看起来比贾平凹振作许多，愉悦许多。他拿着考古铲要寻找家园？为什么，他突然感到我们家园失落了？“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扒剔出来，舒展开来，窥探自己先辈的种种真相。那么，考古也就是回乡，也就是探家。探视地面上的家乡往往会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使无数游子欲往而退；探视地底下的家乡就没有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整个儿洋溢着历史的诗情、想像的愉悦。（《乡关何处》）”

　　的确如此，余秋雨没有像久病而又不得志的贾平凹那样走向消极遁世的佛家和道家，他似乎更加容易从儒家中找到某种呼应物，他的文化考古的苦旅，从失落出发，之后马上是拿着古董炫耀的洋洋得意。

　　余秋雨在20世纪90年代初，怀揣着满腹经纶，怀揣着他在文革和开放岁月的双重经历，走上了他的“文化苦旅”，与胡适、鲁迅等不同的是，他不是向外询问，放眼望西方（事实上，他本来是一个西方戏剧史专家），而是向内询问，他问中华民族的历史，问中华民族的文化。

　　看起来，余秋雨和贾平凹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两个人，向着某种中国古代文化回归和问询的路向又是极其巧合地一致。难道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反传统、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的“向西方”，让他们在大乱之后，突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传统文化？

　　这个传统从来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儒家的兼济天下也有道家的退而为隐。余秋雨上下求索的苦旅形象和贾平凹笔下庄之蝶理想破灭后的人我不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正好代表了这种向传统回归的心态的一体两面——但是，如论如何，他们和20世纪80年代那种崇鲁、崇五四的风尚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