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整体性地评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呢？

　　它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好的十年，但是，绝对是相对较好的十年。在这个年份里，大家的确不再那么关心政治，不再一心为了政治写作——这在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某种更深度切入民族历史的底层，询问民族根性的可能，他们尝试跳出现有知识模式，到“民间”，去开掘用民族生活理解民族生活的可能空间。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两个人。一个是莫言，另一个是阎连科。

　　莫言的《檀香刑》，对这样的小说，如果我们用启蒙叙事的大逻辑去理解，一定会不知所云，或者给出反面的评价，因为我们不能深入山东这个“地方性知识”的情景，不能理解“茂腔”（编者注：山东地方戏）的文化逻辑，不能理解把死亡当做一种“仪式”的文化意味。

　　真正的反鲁迅，莫言的《檀香刑》是一个标志：《檀香刑》是对鲁迅启蒙主义写作逻辑的悖逆，看客、刽子手、被杀者的身份意义及关系逻辑完全颠覆了鲁迅《阿Q正传》的描写。

　　仪式的含义。《檀香刑》全书弥漫一种难以言状的血腥暴力感，然而这种暴力和血腥又是那样美，以至于当代文学理论界对此束手无策。清末，刽子手，作为一种职业是一种拥有着特殊文化含义的符号，顶级的刽子手姥姥被奉若神明，不是因为他行刑的能力，而是这种文化符号的力量。

　　人物的含义。地方知识、文化不是被附加在人物的身上的，而是人物本身的构成要素，人物生活、生产过程中自然渗透着这种文化品格。深入地阅读需要我们将自己设定为小说情境中的有机分子，同其中的人物一样感同身受地共享其文化的内部意义。

　　行动的逻辑。我们需要破除那种简单的“情节论”的观念，而要把情节还原为活生生的人物的“行动”，每一个“行动”都展示着一个地方性的文化意义。我们不仅仅要知道他做了什么，更要解释的是“他为什么如此行动”，我们知道小说家会在小说中直接给出答案，但是，这还不是我们直接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表面的动机之下，到底还隐藏着什么更为深邃的原因。

　　语言的意义。《檀香刑》的语言是建立在“茂腔”上的，这是莫言在语言上的一种尝试（事实是在接近10年之后，贾平凹创作《秦腔》的时候，才对这种语言的效力，一种来自方言与戏文的语言对小说的意义，有了再一次的回应）。

　　1997年，当时还是军旅作家的阎连科，在小说《年月日》讲述了一个极具中国乡土性格的老人身上的故事——他没有像贾平凹那样去找寻明代士风，他远远地离开了“知识分子”话题，回到了自己的农民出身上。

　　此后，阎连科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另外一部重要作品《日光流年》（1999年）。也许这部作品可以视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

　　《日光流年》情节上极为简单，讲的是几代村长领着三姓村人反抗“活不过四十”的宿命的故事。

　　小说描写的对象是饥饿和性，小说的主题却是“时间”——“人如何与时间斗争，如何才能活着？”男人卖腿皮，女人卖人肉，活娃扔到山坳里饿死……而这一切仅仅为了一碗羊肠汤、为了一口棺材下葬——活着成了活着的障碍――饥荒之年为了使青壮年活下来，就必须主动地饿死幼娃，一部分人的“活着”成了另一部分人活着的障碍而不是前提。

　　然而，我并不关心小说的题材和主题，真正关心的是作者发展了一种三姓村特有的“受活“哲学，一种用三姓村写三姓村的叙事态度。如同格尔兹的人类学方案，“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揭示他们的通常性，又不淡化他们的特殊性。这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将他们置于他们自身的日常状态之中，使他们不再晦涩难解。”

　　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现代小说的本质从未得到澄清——它们一直在“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两大指导思想的左右之下，存在着“生活”被外部逻辑污染和遮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