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从潘汉年那里知道了吴一帆一家调到上海来了，这个解放前让他赏识的会计科长，在解放后得知是地下党时，惊奇是不消说的了。茂一老工人杨炳奎的大女儿杨紫菊又成了他的妻子，如今，他们又和他一起共事了。

　　陈毅市长当即表示同意，说，我们几个野战军的指挥员都调来调去的，无锡申新、茂新的干部有经验，完全可以调他们来上海的厂子做事。“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不是煮一碗汤那么简单，而是烧一桌菜，要有手艺的喽。像荣毅仁的扬州大厨那样，火候掌握得怎样，菜怎么配，作料怎么加，都有门道、有讲究的，否则，要煮成一锅糊了。工人和资本家是有利害冲突，但在国家利益面前是可以融合的嘛，利益就一致了嘛。毛主席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小利益要服从大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要做到这样，就要掌握一点门道。要做扬州大厨，不要做我们部队的伙头军，只会一锅煮，那是不行的。

　　这次会议以后，荣毅仁再一次从人民银行得到一笔贷款，补发了拖欠的工人工资。同时，经日以继夜地抢修，水厂和发电厂恢复正常供水供电，从内地调运和从香港转口进口的原料也逐步增加。工厂复工了，上海的夜晚又变得五光十色，商店的橱窗也变得光鲜起来。

　　已升任无锡总工会副主席的吴一帆突然得到调往上海的调令，他和妻子杨紫菊来到了上海。吴一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具体负责荣家企业的工会事务，紫菊任申六工会女工干事。

　　紫菊解放前夕为拦住申三机器外运，扇了哥哥杨大龙一巴掌，使她的悍妇之名传遍全厂。解放后，受到管文蔚的接见和表彰，后来，她又调到厂工会，经过一段时期的集训，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开加入的共产党员。

　　对于调上海，她是缺乏准备的。虽然她和哥哥大龙是出生在上海的，那时父亲杨炳奎在洋行做外国铜匠，但很小的时候，她和哥哥就跟着父亲来无锡了。父母亲都是涟水人，逃难逃到上海的。

　　上海对紫菊来说，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完全是一个生疏的城市。她从父亲平时的言谈中，得到的印象，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是个叫人头晕的地方，各种稀奇古怪的人都有，每天都会有稀奇古怪的事发生。所以，她不太想到上海去。她征求妹妹紫竹的意见。

　　紫竹说，能到上海去，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你放弃的话，太可惜了，也太傻了。紫菊说，上海真有那么好吗？紫竹说，你知道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是全中国工厂最多的地方。申新在无锡只有一爿，在上海有八爿，面粉厂有十几爿。我还在跟陆晓波商量，准备考上海的纺织大学，要是你们在上海，我在上海上学也就不冷清了。

　　是紫竹一番话，让紫菊打定主意跟吴一帆来到上海履新。

　　荣毅仁从潘汉年那里知道了吴一帆一家调到上海来了，这个解放前让他赏识的会计科长，在解放后得知是地下党时，惊奇是不消说的了。茂一老工人杨炳奎的大女儿杨紫菊又成了他的妻子，如今，他们又和他一起共事了。

　　当然，他们已不是昔日的他们了，一个是市里的工会干部，一个是刚刚闹过事的申六的工会干部。潘汉年表示，从无锡调些人来，是便于劳资疏通和融合，是特定的安排，更有利于荣毅仁在工厂实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显然是潘汉年的好意和苦心，虽然是人事上的安置，但足以使荣毅仁暖到心头了。

　　他知道，是顾桃红带了女工闯到他家来这件事触发了潘汉年这样的想法。欣慰之余，想到与吴一帆和杨炳奎一家的结识，荣毅仁不免感慨，人生遇合之奇，世事变化之难料，实在叫人难信。

　　吴一帆和杨紫菊到总公司拜访了荣毅仁，一个着人民装，一个着列宁装，和政府的那些干部已没有不同之处了。两人的神态粗看上去变化不大，吴一帆讲话依然简明不繁，而杨紫菊一如以前那样爽朗，但细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尽礼不缺之外，已没有了以前的卑谦、谨慎，替而代之的是精神焕发和自信从容。他们谈了些无锡的情况后，便转入了正题。

　　“荣先生，今后我们一起工作了。工会是替工人说话的，也是代表工人处置和资方的关系的。劳资双方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一方针有很深的含义，领会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劳资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今后，你对工人有什么提醒，可以跟我说，工人有什么要求，我也会及时向你转达。我就算是一个连接双方的桥梁吧。”吴一帆很得体很婉转地说，“我们工会不是来拆台的，是来补台的。工厂的一切，我都关心，用荣老先生的话来说，大烟囱冒烟，小烟囱才能冒烟。”

　　“荣家对工人是不错的，我们一家都在荣家厂里做工，体会是最深的。厂里给了我们全家三套房子，人要有良心，爹经常对我们这样说。”紫菊说，“不过，资本家终究是剥削工人的，但工厂养活了工人。没有工厂，我们就没有饭碗了；当然，没有工人，工厂也就开不起来了，资本家也赚不到钱了。现在解放了，资本家办厂，工人做工，都是为了国家了。工厂有难，资本家和工人并肩来解决，不能相互斗气。斗气就是和国家斗气，我跟顾桃红说，你去为难荣老板，就是为难自己。荣先生，我没说错吧？”

　　荣毅仁忍不住点着头说：“你们说得都很透彻，很有道理。不过，我很惭愧，是我拖欠了工人的工钱，把局面弄得糟不可言。虽然事出有因，但我实在于心不安得很。幸亏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又一次下井救人，大多数工人兄弟姐妹也很谅解我。要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早就落井下石了。”

　　“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前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在夹缝中生存的，受尽了夹板气。荣家的经历我最清楚，几次差点被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吞吃掉，那真是不堪回首。三少爷荣一心（伊仁）和六少爷纪仁，多次跟我叹过苦经，说办厂太难了，太苦了。老话说，要让人不得安顿，就劝他造房子，或讨小老婆。实际上，最不让人安顿的，是开厂，那真是活受罪啊！”一向沉稳的吴一帆变得激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苦难者，这就是党为何尊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原因。有苦难就会接受革命嘛！”

　　（精彩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