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不久，他们被集中在外滩那幢有个墨绿色红脊金字塔铜皮屋顶，体现着一种奇怪品位的沙逊大厦，这时它已改为和平饭店。荣毅仁对这座大厦并不陌生，它的一楼酒吧很早就有上海人称之为“洋琴鬼”的乐队演奏，其实是白发加燕尾服的老年爵士乐队。八十年代后，这支乐队又恢复了，许多解放前在上海待过的外国人都喜欢住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怀旧，他们要在风味依旧的酒吧重温一下这支乐队的演出，老年爵士乐队一时成为和平饭店的一个标记。

　　他们集中在八楼，一楼的酒吧已没有“洋琴鬼”了，即使有，荣毅仁也没有心思在这里喝一杯咖啡，欣赏一段萨克斯管和长笛等乐器合成的华丽旋律了。

　　潘汉年副市长和许涤新直接负责这批资本家的“五反”，潘汉年侃侃而论，宣布对他们这批人采用互助互评的方式和保护过关的方针，一不登报，二不作面对面的斗争，三不超过“五毒”的范围，言下之意，剥削、压迫及生活方式不在这范围内。但如果问题严重而又刻意隐瞒不愿坦白的，就不适用这种方式了，那就要回各自的单位或所属区作检查了。潘汉年说:“希望每个人能衣冠楚楚地从容过关，而不要衣冠不整地狼狈过关。可那一来，情况就真的有些复杂了。”

　　三百多人，绝大多数都不约而同地穿起簇新的人民装、列宁装，很少还是西装革履的，但手表、钢笔、公文包、眼镜都是名牌的，高档的。大家听了潘汉年的讲话，充满烦忧的心胸为之一宽，互相打量着有些滑稽的衣着，可说没有一个称得上是衣冠楚楚的模样，忍不住破颜一笑。然而，有一人穿着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头发涂着发蜡，纹丝不乱。他是仅有的少数仍保持原来装束中的一个。他就是荣毅仁，他很自信，反复考虑，细细检点，他的工厂决无那些毒行，下面是否会瞒天过海地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这倒不可不防。但估计不会有十分严重的过错。

　　潘汉年看着身材高大、衣冠楚楚的荣毅仁，笑着说:“看来荣老板心有定见啊！”接着又说，“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不在于穿什么衣服，又不是过去搞地下工作，要根据身份的变化而换装。希望各位不要跟我们搞地下工作，‘三反’‘五反’是在太阳底下开展的。不管你穿了人民装还是穿西装，这仅是外表，我指的衣冠楚楚是态度要端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痛快淋漓地倒出来晒晒太阳，就轻松了嘛。”

　　潘汉年是在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和话语营造宽松的氛围，打消资本家不必要的顾虑，同时正视自己存在的过错。他的讲话和陈毅口径是一致的，不过辞令更少了冠冕堂皇的“官腔”，而更有幽默感。

　　紫竹和潘燕作为市“三反”“五反”工作组成员，安排在这里当秘书，潘燕是秘书组组长。紫竹承担着记录潘汉年、许涤新等首长的讲话，分发学习材料，收取检查书等具体事务。和她一样年轻的工作人员有好几位，有从部队抽调的，有从大学抽调的，也有从工人中抽调的。多数工作人员态度都很严肃，除了潘燕，她在军管会担任过工商处长，其余有不少从未和这么多大资本家如此接近地打过交道，缺乏经验，也存有某种成见，所以很少和资本家主动说话，即使说，也是简短而呆板的词令。有时几个人在说笑，有资本家找他们中什么人了，便马上集体收敛笑容，换上了郑重的脸色。只有紫竹大大方方的，双眸沉静，纯美的脸上，带着得体的笑容。她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女资本家，当然也兼顾其他工作，她无论和谁讲话，总是从容婉转的。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身负压力的资本家即使对紫竹这样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是恭谨的、小心的，甚至有些迟迟疑疑的。每当这时，紫竹总会轻声说:“没事，没事，你尽管说，慢慢说。”所以，在和平饭店八楼学习的资本家都对她有好感。

　　荣毅仁很注意，不太随便找她，他觉得由于紫竹和荣家关系特殊，不管自己有没有问题，还是要避避嫌疑的。所以有什么事，和别人形成了一个反差，别人尽量找紫竹，他则尽量不找紫竹，而找潘燕，潘燕毕竟有经验，处事认真，政策水平较高。潘汉年看出来了，有次和荣毅仁谈事情，最后顺便提到了紫竹。

　　潘汉年说:“小杨同志原来也是无锡申三的，是吴一帆的小姨子，我看你在有意躲避她，是不是在避嫌啊？”

　　荣毅仁在潘汉年面前从来都是很直率的，他笑笑说:“是，她是申新的老职员，她丈夫也是，我正在交代不法行为，而她是工作组的干部，我要避避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精彩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