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这时，孙更舵和孙晓村、潘燕便出场了。孙晓村和潘燕是转移话题。孙更舵更妙，取出刘少奇的《论党》，念有关不能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段落，林文轲等“左派”一听，知道孙更舵又在救火了，但刘少奇那时的言论也是了不得的，不能抵制，于是像皮球漏了气似的，瘪了下去。荣毅仁在不同场合表白过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对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也对其他有关领导人说:“国民党来了我性命都没了，我不跟共产党跑跟谁跑？”还就林文轲等人说他有恃无恐、想靠党过关时说:“坦白讲，上海工商界除丕老（盛丕华）外，我见毛主席次数最多。今天，党的爱护我很了解，因此责任很重，不曾想靠党过关。”不卑不亢，明明白白，把话说得很清楚。在这场运动中，由于政治和时势使然，荣毅仁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当时的一些通用的语言，但他这样做的前提是保持人格的尊严和应有的原则。他从来不对别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也不过度自污。有个别人，被打成右派后，当众凄凄惨惨地痛哭流涕，扇自己的耳光，自己朝自己身上一个劲泼脏水。荣毅仁从心底里有些瞧不起，虽然他们是屈服于高压。

　　荣毅仁即使在检讨的时候，也很有风度，有人这样评论他，这里的风度，不光是指他的姿态，更是指他说的话。荣毅仁和盛康年、严谔声最后都过关了，但“荣盛小集团”的黑锅一直背着。盛康年虽侥幸过了这个坎，但他一直想不通，郁郁寡欢，思想包袱很重。反右后他从市民建、市政协副秘书长岗位上下来，调到市二轻局当副局长，从此，那个慷慨的充满热情的豁达的盛康年不见了，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胆小怕事，唯唯诺诺，话也少了，天天喝闷酒，胃病也越来越严重。轻工局是荣毅仁分管的行业，他还是经常要和盛康年打交道，除工作外，盛康年已很少和荣毅仁聚餐聊天了，荣毅仁请过他几回，他再也没有那种在家门口等着荣毅仁喝担子上的甜粥的豪放劲了。1965年10月，一度活跃上海滩的“红色小开”盛康年死于食道癌，年仅五十一岁。他太太周素琼说: 康年即使不死，“文革”中他也难逃厄运，不是整死，就是自杀，还是早离开了好，省得在“文革”中受折磨。

　　深得荣毅仁敬重的原上海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局长、税务局长的顾准因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而获罪，遭到批判。当时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期后，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1957年反右风暴中，他拒绝认错而被打成中科院系统的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下放河南商城劳动。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不受牵连，他同意和妻子及孩子们“划清界线”。妻子汪璧在“文革”中吞服“来沙尔”消毒水自杀。顾准于1974年12月因患肺癌去世。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临终前，单位来人提出，只要他肯在“认错书”上签名，就能马上摘帽，回到人民中间。顾准断然拒绝。顾准的坎坷遭遇和潘汉年一样，是他们平反后，荣毅仁才得到全面了解的。

　　对于顾准，荣毅仁的最终评价是: 傲骨铮铮。学术界思想界对顾准的评语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1949年到‘文革’结束前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思想家”。

　　反右时，顾准在上海所做的事也被翻了出来，有人到上海挖材料，找到荣毅仁，荣毅仁坚决顶了回去，他说:“那时，他是党内的领导干部，我是资本家，我办厂都来不及，怎么会去了解党内的事。再说，在我印象中，他是个很正气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很有水平，我们工商界人士当时都很佩服他。”

　　还有一个人，就是陆晓波，由于说话不当，被打成了“右派”。他被开除党籍，削去职务，到农村养猪。组织上要求紫竹和陆晓波离婚，紫竹没有同意。一次荣毅仁到纺织研究所公干，谈完公事后，荣毅仁主动问起陆晓波的事。紫竹简要地说了下，谈到要求她与陆晓波离婚时，紫竹眼里噙着泪水说:“我了解晓波，他对党没有成见，这种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在他伤口上撒盐。”

　　“好，这种事，你自己拿定主意。”荣毅仁说着，伸出手，在紫竹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他很佩服紫竹的决定，患难时见真情，在丈夫落难时，紫竹能选择和丈夫相依为命，这说明紫竹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势利人，而是个果敢的有情义有风骨的女子。他把这种敬佩和安慰都贯注在那两下轻拍之中了，“今后有犯难事，尽管来找我，我能办的一定办。”

　　紫竹再也无法自持了，“哇”一声，趴在桌上，痛哭失声。这一哭，把心底的委屈和积郁都宣泄了出来。荣毅仁没有说什么，只是不断地、轻轻地拍她的背。很快，紫竹止了哭声，抬起头来，拭干眼泪，平静地说:“荣副市长，我没事了，谢谢你，还是老先生经常说的那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

　　（精彩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