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工刘红卫死了20多天以后，郑州终于想出了办法来应对城市露宿者。12月22日，有市民发现郑州市中州大道桥下，原来农民工睡觉等活的地方，一夜之间被人摆满了花草；在一些立交桥引桥下方，新装了2米多高的绿色铁栅栏；中州大道已全线禁止农民工住宿。

　　路有冻死骨，无良社会的写照。这种事哪怕只发生一次，也足够让一个城市丢脸好一阵子了。郑州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如今，安置点也设立了，冻死人的地方摆满了鲜花，挂上了“关注农民工生命健康”、“天气寒冷，桥下不宜露宿”的条幅，署上了求助电话，场面很温馨，标语很贴心，可是一个安置点能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吗？去安置点，意味着得接受一整套制度的安排，立交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安置点能让你随进随出吗？立交桥就是个天然的短工市场，安置点会帮你联络揽活吗？立交桥你想住多久住多久，安置点能让你一直住下去吗？恐怕没有哪个城市的管理者有这么慷慨。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负担不起房租费的露宿者来说，想要一张火车票回老家就去救助站或安置点，如果还想在这里赚点钱养家的话，就只能换个地方接着流浪。

　　所以，看起来，城市向农民工们敞开了大门，但农民工往往要走的却是回头路；喊的是“关注农民工生命健康”的口号，起的却是赶走农民工的作用。管理者的思路很简单，设立安置点，然后把流浪点给封了，逼你去安置点，万一农民工不去，也大可把责任推给农民工身上。城市又一次选择了围的办法让自己看起来光鲜照人。

　　刘红卫之所以会死去，并不在于没有救助站、安置点，而是因为这些场所在关键时刻，在最需要它出手的时候，千呼万唤死不出来，成了摆设。在刘红卫昏迷之际，立交桥下公交公司的看场保安，试图通过政府途径救助他，可是，“跟救助站联系，他们告诉我，他们人手不够，让我联系110。我联系110，110又让我联系120。之后120来了，检查后，给了他点钱就走了。”在这些人眼中，刘红卫并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包袱，事实上，每个部门都有9999个理由接手，可每个部门都在找唯一一个理由推卸责任。大家都不接手，那就只有往外推了，深圳不是一扫帚就扫走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么。

　　如何对待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底层人，考验的是执政良知，而现实常常乐观不起来。这种对农民工的排斥，也体现在形形色色的防线上。比如，呼吁允许异地高考时，有人反对；要求放开户籍门槛，同样有人反对，这些人把城市视为自己的福利，任何要来拿的人，哪怕只是来喝几口汤，他们也会歇斯底里。

　　不想改变这一点，那只能用围的老办法，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他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