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要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傅高义：2000年我从哈佛大学退休，我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但是我还没想好去做什么题目，于是我跟很多人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门研究东亚问题的记者朋友听了我的话后，马上回答说：“你应该写邓小平！”

　　我思考了几周后，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在中国的改变中，邓小平是最重要的；我也考虑，如果单写中国的政治或者某某组织，大家未必感兴趣，但是讲一个重要的人的故事，会好很多——当然我要谈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中国的政治情况。

　　记者：真正开始进入这本书的写作时，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没有留下什么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从没有公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就学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本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所以他身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罪证”，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此外，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与妻子儿女下放到江西时，他也从来不跟家人谈论党内高层的事。邓小平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

　　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比起写其他人的传记，要做更多的工作。

　　记者：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东欧、苏联也开始了他们的改革。但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点的道路选择最后被证明比较成功。你怎么评价这种选择？

　　傅高义：邓小平当时选择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这个选择完全是对的。现在看中国的效果、苏联的效果、东欧的效果，我认为他做得是对的。

　　邓小平相信在有力的经济改革中做出突破性的改变对于维护强大的中央集权领导是必要的。他认为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在经济改革之前就进行政治改革，在经济上他们无法成功，接着政治体制将会由于太无力而无法像预想般做出回应。

　　记者：你多次强调邓小平不是一个总设计师，而像一个企业的总经理。这怎么来理解呢？

　　傅高义：设计家应该有一个“蓝图”，邓小平有目标，但是没有更详细的蓝图。他是一个政治的领导，是国家的总领导，所以我说是“总经理”。有的人说他“摸着石头过河”，看情况，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他有原则、有看法——更长期的看法他也有——所以他不仅仅是摸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