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刚开头，两架飞机把世界上最“地标”的双子楼撞塌了。

　　那两栋楼在各种视频回放中灰飞烟灭，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这个场面深深震撼了太平洋彼岸的一个日本建筑师，让他陷入沉思。

　　“在此之后，人们究竟会重建什么样的建筑呢？有没有可能建造一种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又不刻意追求视觉需求的建筑呢？”他扪心自问。

　　这个日本人后来彻底丢弃西方现代主义，并把他的思索写成一本又一本的建筑哲学书：《自然的建筑》、《十宅论》、《负建筑》……而他设计的作品，则成为“消失的建筑”。

　　这个人就是隈研吾。他用竹子在长城脚下造屋，用和纸在高柳町造屋，用土坯在安养寺砌墙，他建造的龟老山瞭望台，是大山里的一条缝。

　　最近，他正在杭州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造一所民艺博物馆。

他的作品：长城下的竹屋

　　隈研吾恐怕是目前大师级的日本建筑师中来中国最频繁的一位。然而，2000年打造长城脚下的公社前，隈研吾从来没对在中国做建筑产生过兴趣。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接到SOHO中国总裁张欣的邀请前，“我对中国建筑的印象非常差。到处充斥着对美国20世纪超高层建筑风格的二流复制。”

　　不过，张欣和北大教授张永和打造长城脚下公社的理念，却打动了隈研吾。

　　于是，虽然设计费低得离谱，隈研吾还是接下了单子。他决定用竹子来造这个公社，因为“中国有竹林七贤，背离城市核心价值观，隐逸到竹林中。如果中国的城市都被美国式的超高层建筑污染了的话，我也会学这七位贤士的做法，到竹林里去寻找希望。”

　　隈研吾的草图简直要让中国的工程队崩溃，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北京那些高层建筑的脚手架。隈研吾看到中国人用竹子做脚手架，“我觉得没有比这更美的工地了。如果完工后还保留着这些脚手架，北京和香港或许会更具魅力。”

　　于是他就设计了一个宛如脚手架一样的竹屋，可是遭到中方施工人员的反对，理由是竹子太不坚固。

　　在说服他们时，隈研吾不得不耍点小花样，他奉承了中国工程师：“在日本建造这样美丽的竹屋已经十分普及。在长期与竹子相濡以沫的中国，没有理由造不成。”实际上，竹屋在日本根本没有普及。

　　最后，工程师们接受了方案，还提出建设性意见：把竹子浸在油里，可以增加强度。隈研吾发现，浸过油的竹子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茶色，十分惊喜，他很开心地接受了中国人的建议。

他的观念： 消失在自然的负建筑

　　而追求新建材的过程中，隈研吾也在探索比建筑形态更重要的东西——主体与自然的“关联性”。

　　隈研吾的“精神导师”、著名建筑师布鲁诺·陶特，曾用举世震惊的“钢铁纪念碑”和“玻璃亭”点燃现代主义之火，可当现代主义在欧洲泛滥的时候，他本人却陷入了对它的批判。陶特认为，现代派建筑只专注于独立在世界之外的形态美，如果这类孤立的建筑不断增加，会加剧世界的混乱。

　　隈研吾本人也曾是现代主义的追随者。他设计出的茕茕孑立的M2，耸立在东京，最后却成为殡葬厂，而他本人则被驱逐出东京设计圈12年。

　　1993年，隈研吾来到日本热海市的一处悬崖边，偶然经过陶特在1936年设计的日向邸。在平淡无奇的二层木屋下面，有一个通往悬崖的人造地基，那里面有一处不可思议的半地下空间，从外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隈研吾跟随主人走到陶特设计的地下客厅，宛如走入暗道，在窄小昏暗的洞穴里，出现一面挂满竹子的墙壁。而当他将视线转向右边，太平洋汹涌的波涛跃入视野，海浪的声音也回响在耳边。

　　隈研吾被这个“与海相遇”的设计深深震撼了。回到东京，他设计出了“水面建筑”，拉近人与海洋的距离。

　　在龟老山，当地町长委托隈研吾建造一个“地标性”的瞭望台。结果隈研吾却在山上开了一条缝，恢复山顶原本的形态，将整个瞭望台隐藏在山体之中。“如果说人们想象中的塔式瞭望台是雄性建筑，那么这种深深刻入山里的就是雌性建筑。”

他的理想： 设计出最适宜的建筑

　　为隈研吾的《十宅论》、《负建筑》等一系列出版作品做装帧设计的，是出生于杭州的旅日平面设计师朱锷。似乎是在跟隈研吾“消失于自然”的建筑风格相呼应，朱锷设计的书封走极简路线，白底黑字的封面和封底，几乎没有设计的痕迹。

　　朱锷与隈研吾的结识，是因为日本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因为后者对他说“你一定要认识隈研吾”。在后来和隈研吾的一系列合作中，朱锷逐渐对这个日本建筑师有了深入的了解。

　　“隈研吾向我解释为什么要用‘负建筑’来命名他的理想建筑，他说负建筑并不是输的建筑，而是最适宜的建筑。”朱锷说，“也许其中有中文和日文语义的细微差别，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建筑偏离本来面目的澄清。”

　　“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把建筑从周围环境中分割出来，而忘记了建筑的本意是让我们容身。”朱锷说，“一味地在建筑上画满符号，把我们自己淹没。我觉得隈研吾想表达的，就是还原建筑的本意，努力设计和建造最适宜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