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安桥延定巷，繁华杭州城的一条颇不起眼的陋巷。近百年之前，却是杭州文化界泰斗们心向往之的一个去处。

　　因为在此地，被丰子恺敬为“今世的颜子”马一浮，隐居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对杭州人而言，他是一位不平凡的“老乡”。

　　4月23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的“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让这位故去46载、银髯飘飘的“新儒学”宗师的面孔，在我们眼前再度浮现。

　　少时，马一浮与绍兴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马一浮便自匿陋巷，终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

　　从1912年民国初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马一浮始终身居杭州陋巷，孑然一身，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1912年，蔡元培慕名发来聘书，邀马一浮任教育部秘书长。到北京不到半月，他便回来了，“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回西湖”。

　　还在当音乐美术老师的李叔同，常常带着丰子恺，到延定巷听马一浮讲哲学和佛学。不知道这潜移默化是否在触动着李叔同，1918年李叔同选择了出家。于是，世界上多了一位弘一法师。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到此三顾茅庐。每次，他都得到同样的答复：“我不到你这个浙大去，谁要向我请教，必须到我家里来。”这个马一浮，是不是比诸葛孔明还大牌？

　　同样在各自领域贵为一代宗师，竺可桢积极入世，而马一浮在世人眼里，却如是这般遁世。

　　1939年夏，半壁江山已然沦陷。耿直、孤傲，向来拒绝出斋的马一浮，这回却打破“平生杜门”的守则，在四川乐山创建了“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国难当头的抗战，成为马一浮一生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

　　“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除了一堂堂国学课，马一浮还完成了《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卷》等集传统国学之大成的著作。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杭城陋巷，重新隐居林下，选刻古书。

　　马一浮不标新立异，不自构体系，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事实上，他忠诚于传统、对儒家文化所做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正是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延续着一缕文脉。

　　而他匿居陋巷、不求闻达的行为本身，恰恰是在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极少称许他人的熊十力，却说出了一句“马先生道高识远”。

　　马一浮最核心的学问，就是“复性”二字——恢复人的本性。

　　世上的每个人，无论高低贵贱，都有本然之善。我们应该“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

　　个人欲望，私人财富，在发达国家是借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当下的中国，却成为种种乱相之源。名利熏染、不择手段、诚信缺失，人们都在自己臆想的“丛林社会”中焦虑并纠结着，内心的庄严与敬畏，近乎丧失。

　　孔孟的“克己复礼”，马一浮的“复性”，在此时此地，不啻为洪钟大吕。

　　站在今日喧嚣的杭州，回望故去不到半个世纪的老乡马一浮，我们能够悟到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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