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一件紫色中式外套，花白的短发往后梳得挺括，82岁的丁敬涵，戴上老花镜，看着展示板上的马一浮，美髯飘飘，她忍不住想：能再给舅祖父的胡子编个小辫子，该多好。

　　4月23日，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马一浮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静静举行。同时，丁敬涵无偿捐给浙大的193件马一浮书法作品，也首次公开展出。那些写在信笺、稿纸、小条上的诗、文、短语，萦绕着家常味道，而3册珍贵的木刻本上，仿佛透出一个弓背刻字的倔强身影。

在延定巷 至情至性，蓄须示老

　　马一浮的大姐，就是丁敬涵的祖母。因为没有子女，马一浮便把敬涵和她的哥哥，当成自己的孩子。

　　“我就生在马老的跟前，在他的怀里，玩他的胡子，编他胡子，拔他胡子，这样长大的。” 丁敬涵出生的地方，在杭州延定巷，如今，巷子还在，老房子已没踪影。

　　“他很爱我们，但不溺爱。一旦有错，绝对要严厉批评。”丁敬涵说，有一次，母亲生病，第一批药吃完了，医生又拿来药，她粗心大意，看看药是一样的，就按照第一次的量给妈妈吃。“其实，第一次用药是两格，第二次是一格，结果么，本来吃六天的药，3天就吃完了。我不敢承认错误，硬说是按医生配方吃的。他就批评我：文过饰非！还要嫁祸于人！”丁敬涵拍着胸脯，现在想来，竟还有点怕怕的。

　　马一浮的耿直、孤傲，甚至是迂阔，和他的学问一样有名。隐居20多年，拒绝出斋，竺可桢曾三顾茅庐，他却说，我不到你这个浙大去，谁要向我请教，必须到我家里来。

　　“大家都觉得他难接近，但我不这么认为，他其实特别重情义。《论语》上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看上去很严肃，但是真的接触，也很温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变，而是君子身上的统一。”丁敬涵说，他那标志性的长胡须里，便藏着一段至情至性。

　　马一浮的妻子汤仪，在他20岁时，便香消玉殒。“后来，岳父想把三小姐许配给他，他说自己‘老而贫’，拒绝了。没多久，三小姐病重，他立刻写信给丈人，希望老丈人不能因疾废义，并请求完婚照顾三小姐。”

　　可是，三小姐却没同意，就这样拖了两年多，也去世了。马一浮写下《遣悲怀》三首，并蓄须示老，终生不再言娶。“他的感情很丰富，不是冷冰冰的学究。”

　　敬涵17岁时，一家人搬到钱王祠附近，一幢日式组合式建筑，四间房子，一条走廊，里面走不通，只有外面可以走。“有一天半夜，起风了，他还要特意起来帮我关窗子，我都是大姑娘了，难道还不懂吗？”丁敬涵笑了起来。

在文澜阁 素食果腹，隐居读书

　　丁敬涵的名字，也是马一浮取的。原本，叫“镜涵”，希望她像镜子一样，涵容万物，洞察一切。后来，他觉得“镜”字有闺阁气，不如取宋儒程伊川“涵养须用敬”的意思，就改成了“敬涵”。

　　马一浮到底读了多少书，没人算过。当年，李叔同为丰子恺介绍这位大家时，佩服地说：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他的一生，就是与书为缘。读书、买书、印书、刻书。现在我常想，有些人读书，读个皮儿；看报，看个题儿，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丁敬涵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动荡中渐渐毁弃，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的马一浮，来到杭州隐居寺庙、小巷，每日与“古人”为伍，埋身故纸堆，不屑于世务，只做“贯缀前典，整齐百家”的事。

　　他寄居西湖广化寺，旁边就是清代皇家藏书楼文澜阁。丁敬涵说，他整日呆在一间破败的禅房里，素食果腹，青灯作伴，整整3年，读完《四库全书》，遍览历朝诸子文章七千多册，写了巨著《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

　　“我觉得他的为人，尤其在对学生的教导上，特别值得现代人借鉴。”丁敬涵说，他有个学生叫王伯伊，每次写完诗，都请他改。当年改诗的复印件，也出现在这次书法展中。“66首诗里，每首均有字、词或句子的改动，还有眉批及篇后评，为什么要这么改，怎么改，都写得很详尽。恐怕现在的老师，都没这么仔细。”

在蒋庄 斯文扫地，难求一方砚

　　马一浮曾在诗里说，他终老是要归西湖的。

　　杭州花港公园内有一座庄园，临湖而筑，名蒋庄。晚年的马一浮，便在这里，临窗而坐，写诗、读书，整整17年。“避喧就寂，差可栖迟。今日湖上园亭寥落，此为胜处矣。”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新家。

　　“喏，二楼靠近湖边第一间，叫水阁，是他的书房，也是会客室。”丁敬涵至今还记得每一个房间的分配。

　　马一浮喜欢看书时抽烟、喝茶。可是，烟茶伴书的日子，也有不再为继的一天。

　　“文革”爆发，他毕生的收藏和手稿，被红卫兵摔到楼下，付之一炬，烧了整整一天，幸好公园的门卫通知了浙江省图书馆和博物馆，以“要留作批判材料”为理由，才抢救出没有烧完的藏书三千册。而马一浮被赶出了蒋庄。

　　他曾恳求，留下一方砚台，给他写写字，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唯有叹息：斯文扫地，斯文扫地！

　　这是丁敬涵最伤心的事。“他一直想多刻一点书留给后人。他觉得，古书里，需要先读的，就应先刻，比如《四书》。但是那些刻的木板都被烧掉了，不然，现在还是可以印出来的。”

　　那些被烧的木刻板曾经花费了马一浮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他一度不得不公开卖字。丁敬涵给他算了笔账：“写了半天得了三万块钱，等于现在的4块钱，根本刻不了一本书。”

　　然而，马一浮却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多留一颗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