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神经病”

　　做了三年公安记者，24小时待命不是空话。常常前一分钟还在办公桌前吃快餐，一个电话就跑到了凶案现场。

　　看得多了，内心的恐惧也就淡了。有时，同事说起我：“嚯，朱丽珍，血淋淋的现场，她像逛街一样，比警察还淡定。”

　　淡定不等于麻木。我不害怕现场，却总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和身边人身上。

　　案子天天都有，作案手法越来越新。以前盗窃车内物品，砸的是玻璃，现在有了万能感应器，几秒钟就能把车门打开；

　　以前入室盗窃，最多爬爬窗户，现在有了技术开锁，一张锡纸外加一块铁皮，防盗门形同虚设；

　　以前飞车抢夺都发生在晚上，现在大白天就有人明目张胆作案……

　　几乎每天，我都在接受民警的“教诲”，养成了一些让朋友和家人觉得“神经质”的习惯。

　　因为害怕被人拉开车门抢夺，我上车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锁门；担心入室盗窃，除非有人在家，不然家里的窗户全天紧闭；为了防止被技术开锁，就算出门倒垃圾，也会将防盗门反锁……

　　这大概就是强迫症吧。

　　给我找一间网吧

　　2011年11月中旬，天气已经转凉，一天深夜，我窝在床上准备休息，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

　　是金华市公安局政治处打来的，“跟我去一趟海南，有个民警受了重伤。”

　　边穿衣服，边向领导报备，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只想到要把电脑、充电器带着，临出门时，才想起应该带几件漂亮衣服，有机会也能在海边亮个相。

　　事实证明，我想得太美好了。

　　连夜赶到机场，第二天一早飞往三亚。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大海，又坐上了去海口的汽车。

　　采访结束，已是晚上8点，大家都没有吃饭，民警问我：想吃点什么？

　　“给我找家能上网的饭店，旁边有网吧也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一到包厢，我毫不客气地在沙发上坐下，拿出电脑就码字。

　　写完稿子，已是晚上10点，任务完成了，人也轻松下来，赶紧找了家大排档，和“战友”们在街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

　　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海南岛啊！

　　出差三天，两天在采访，最后一天大家都累得不行。别说三亚，连海口都没来得及逛，海南之行就这么结束了。

　　地沟油大案

　　女孩子跑公安，优劣势都挺明显。

　　就说出差吧，身边一帮民警都是男的，我最担心给别人添麻烦，生怕他们下次不肯带我。所以除了单独住一个房间外，我尽量都要求自己更“纯爷们”。

　　2012年3月，又是一个电话，通知我准备出发。

　　到哪采访？采访什么？

　　“别问了，暂时保密，你去了就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特警的车。开了好久才停，好像到了黄山，我一阵兴奋：黄山风景好，到这采访挺好的。然而，我们只在这里吃了一顿中饭。

　　下一次停车，天已经彻底黑了。我这才知道，到了安徽宿州。

　　那晚，宿州下起了雪。准备会上，谜底终于揭晓：这次，我遇到了一个地沟油大案。

　　我兴奋得一夜未眠。

　　看完久违的日出，和特警们在路边找家小店，一碗羊杂汤，一个泡馍，“纯爷们”的口味，硬着头皮上。这样，民警才会当你是“自己人”。

　　抓捕目标在宿州泗县一个偏远村庄。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麦田一望无际。

　　警车开进工厂，小小的厂区里，堆放着上千只生着锈的废油桶，泔水、动物油脂淌得到处都是。民警告诉我，这里生产的地沟油，流向全国，年营业额上亿。

　　一个60来岁的男人是工厂老板，穿着一双沾满了灰尘的棉拖鞋，衣服已经洗得发白，脸颊被风刮得开裂。

　　没有争夺，没有反抗，工人们停下手里的活，迷茫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都是心里的苦

　　“每天采访案件，接触的都是阴暗面，你会不会也充满怨气？”工作三年，几乎身边每个人，都问过类似的问题。

　　2011年8月，金华市区某银行发生命案，一名女行长遇害，凶嫌是她异父异母的哥哥翟某——许多年前，父母带着各自的儿女组建了新家庭，他们因此成了名义上的兄妹。

　　哥哥为什么会对妹妹下毒手？

　　案发后第二天，在女行长家楼下，我绕了好几圈，楼梯来回爬了三四遍，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去打扰他们？

　　果然，女行长丈夫的第一反应，是把我们赶出去，之前见诸媒体的凶嫌说法，让他很生气。

　　“我知道这个时候上门很不合适。”我说，我只是想听听你们的说法。

　　或许看我是个小姑娘，他的气也渐渐消了，叫来了妻子的姐姐。

　　她说，自从家庭重组后，亲弟弟翟某变得和这个家庭格格不入。重组家庭的父母是否应该合葬，2万元的遗产到底该给谁……这些家庭琐事，成为压垮兄妹俩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采访完开车回报社，我跟同事一路感叹。

　　女行长被杀一个星期后，报社值班室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楼下有个女的找你，挺急的。”

　　我跑下楼去，是翟某的老婆，穿着花布的衬衣，拎着一只布带。她朴素，憔悴，看到我，马上站了起来，手不知该放哪里。

　　这是案发后，她第一次出现在陌生人面前，“我看了报纸，你们写得比较客观，所以我想来说一说。”

　　她一直说了很久，都是心里的苦。说到后来，嘴皮发干，起了皮，她似乎要以自己的方式，替丈夫赎罪。

　　在我的采访生涯中，因为一点琐事毁了几个家庭，实在太多太多。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了太多悲剧，我反而宽容了许多。郁闷的时候，生气时，白白眼，嘴巴嘟嚷几句，也就过了。

　　2005年，我填高考志愿。

　　要不要选“新闻学”？老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身高1米65，体重不足100斤，这样的小身板，怎么能做记者？

　　可“女汉纸”的种子，从小就种下了。

　　老爸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人，耳濡目染下，考军校、当女兵，成了我最初的梦想。可后来因为近视，这个梦想成了浮云。

　　忘了哪一年，韩剧《爱上女主播》风靡，敢爱敢恨的“甄善美”成了我的偶像。某天下午，我坐在窗边，抬头间萌生了一个念头：做个女记者，应该也不错。

　　从此，一去不回头。

　　2010年5月的夜晚，我坐着晚点的火车，晃晃悠悠地从杭州回到家乡。连夜去报到，领导问我：你想跑什么线？

　　梦想成真，“女汉纸”又一次附身：“哪个线上事情多，就给我哪个。”

　　领导说：“好吧，你去跑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