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祥/口述　胡月华 洪运生 严中明/整理

　　我叫黄国祥，今年88岁，大墅镇洞乌村人，现居住在界首乡燕上村。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役。回顾我的一生，也算得上是经历过枪林弹雨，大喜大悲，九死一生了。与那么多死去的战友比，我还是很幸运的。起码，我还活着，身板硬朗、思维清楚、耳不聋、眼也不很花，吃得下，睡得着，开开心心，幸福地生活着。

表现良好，参军第二年就入了党

　　那时，像我这个年纪的遂安人去当兵，一般当的都是国民党的兵，再被解放军“解放”过去才当解放军的。而我则不同，我一开始就是解放军，这种情况在当地是少之又少的。我那时参加解放军并不是因为我思想有多好，眼光有多远，而是环境所迫，生活所迫，还有很多的偶然性。

　　我家三兄弟，我排老二，18岁起就开始躲“抓壮丁”，东躲西藏，躲来躲去，田地都躲荒芜了，家乡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就往外跑，一跑就跑到了杭州。

　　在杭州，我混进了南星桥码头当苦力。后来，一个工友见我长得高大、壮实，就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一个队伍，保证能吃饱肚子。那时我常挨饿，一听能吃饱饭，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时这个队伍才七八个人，都是码头上的工友，不发刀枪，也不发军装，平时穿啥仍穿啥，就叫便衣队。便衣队成立没几天，当头儿的就把我们带到了苏北，正式加入了队伍，这时我才知道这支队伍叫解放军，属第26军78师。首长见我结实、勤快，就叫我呆在师部当了勤务兵。那是1948年3月。

　　我加入解放军后，曾随部队先后参加过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部队在上海扎驻了近两年，我还亲耳听过陈毅市长的报告哩。因我战时和平时表现都较好，于1949年8月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抓舌头”行动中差点被一枪崩了

　　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们部队并没闲着，站岗、训练，既忙又累，为的是解放台湾。过了一段时间后，部队又被拉到革命老根据地去训练，先是到山东的青岛，又到东北的沈阳，越走越远，最后到安东（编者注：安东为民国时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解放后，北部划归吉林省、南部划归辽宁省）才停了下来。到安东训练了没几日，全军集合开大会，蒋军长（名字忘了）亲自作动员，说是要抗美援朝，打美国佬，要求每个战士剃成光头。文化教员教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当天夜里我们就跨过了鸭绿江大桥。那是1950年10月。

　　跨过鸭绿江大桥后，部队日伏夜行，急行军三夜，每夜都要走七八十里路，还要背着一身的东西。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竟睡着了，脚上也起了血泡，那个苦和累呀，没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知道的。

　　当时，我在78师是师部的勤务兵，想到第一线去打仗，就求了师长，到88师当一名侦察兵。

　　侦察连比一般战斗连队更吃苦、更危险，战斗打响后我们也要跟普通战士一样参与作战；战斗打响之前，我们侦察连就要三、五人一组分头去摸敌情，抓“舌头”（编者注：就是指抓俘虏以了解敌军情报的活动）。我们侦察兵出门之前都要换上便装，衣内藏一支小手枪，二把匕首一左一右插入绑腿中。美国佬睡觉了，侦察兵就出发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雪夜“抓舌头”，由于疏忽，我差点被“舌头”一枪给崩了。

　　那天，我们三个人踩着厚厚的积雪，悄悄地朝敌方摸去，任务是抓个“舌头”来了解敌情。刚来到一片密林，我耳朵比较尖，突然听到前面林中似乎有什么响动，即向另外两个战友打手势卧倒。随着响声的临近，一个黑影正向我们呈倒三角形的卧圈里摸来。我暗想：今夜的运气真好，“舌头”不用寻，自己倒找上门来了。

　　等那黑影一入圈内，我们三人同时一个鲤鱼打挺弹了起来，把黑影按倒，握着嘴巴一下子拖离百余米才松开。用手电筒一照，我们三个都呆了，怎么是个女的？

　　那个“女舌头”30岁左右，金发碧眼，一身军装，腰束皮带，胸脯鼓鼓的，身上还斜挎着个药箱。“女舌头”指着药箱叽叽咕咕嚷了一通，我们听不懂，大概的意思是指她只是个医生，不是军官，也不是间谍。

　　按惯例，抓到“舌头”是要搜身的，为的是防止他们暗藏武器伤人。两个战友用手枪对准“舌头”，要她举起双手，叫我搜身。我翻了翻她药箱，没发现刀枪之类的东西，又挺犯难地摸了摸她的口袋、腋下，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物，就示意战友可以押送返师部了。

　　押解“舌头”是要捆绑的，但考虑到夜间在雪地里行走绑起来容易摔倒，刚才又已搜过身，没有刀枪，伤不了我们。我们三个男的三支对准她，还怕她飞了，所以就没有绑她。

　　我们其中一个战友在前面带路，“女舌头”在他后面，另一个战友在她后面，我在最后，一纵列队往前走。走着走着到了一个拐弯处，那“女舌头”突然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一支很小的无声手枪，往后“噗”的一声闷响。我猛一偏头，子弹擦脖子而过。我迅速举枪对准“女舌头”开了一枪，她应声而倒，摸了摸气息，死了。

　　我们哪里想得到，这个“女舌头”太狡猾了，竟把枪藏在裤裆里。

抗美援朝战役中，冻伤双脚

　　我参加过最惨烈的战斗是上甘岭之战，前后在上面呆了近11个月。上甘岭也大，上、下、横向各二十里，山势也陡，整座山差不多都被志愿军挖坑道挖空了，我们居高临下，美国佬是很难攻上来的。但美国佬有飞机，而且多，九架一批轮番地轰炸，最多的一次竟来了3000多架，太阳都遮住了，要不是有坑道，上甘岭很难打赢。后来，20军来接防了，我们就撤离了上甘岭。

　　朝鲜的冬天特别冷，零下18℃、零下20℃是常有的。美国佬有睡袋，双脚往睡袋里一套，拉链拉到脖子沿，睡袋上面的盖帽往下一盖，暖暖乎乎的。我冻伤了双脚，不能行走，只好回国治伤了。

　　跟其他冻伤的战友相比，我的脚伤还算轻的，但如不及时医治也是要截肢的。我首站到安东，太挤，住不进医院；再到沈阳，还是挤，最后是到旅顺才治好的。治好了脚伤，我又重返朝鲜，在老部队又呆了四个多月，停战后才正式回国。

　　那时我的脚伤虽然已治好了，但特别怕冷，东北呆不住，就向首长提出要求退伍，首长考虑到我的实际，很快就批准了。

　　我退伍后被安置在杭州的一个招待所，因不识字，干的都是一些后勤方面的事，能在被誉为“天堂”的杭州安顿下来，我也心满意足了。

　　我离家当兵的那些年，从没有跟家里联系过，家里不知道我在哪里，干什么，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家怎么样了。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就托人写了封信回家。想不到没过多久，母亲竟然手持家书到杭州来叫我回家了，头一次叫不动，第二次她又来了，这次母亲是铁了心了，以死相逼，我才随母亲回到老家。

卸甲归田，我心满意足

　　组织上对我蛮器重的，把我安排在遂安县公安局工作，狮城毕竟离大墅老家不远，母亲也同意了。公安局是个挺体面的工作单位，我很快就在狮城找了个对象。对象挺不错的，漂亮又有文化，在公安局首长家当保姆，我又心满意足了。

　　后来狮城要移民，一部分搬到姜家，一部分搬到汾口的杨旗坦。当时狮城镇的镇长蒋华之要我随他到汾口去建杨旗坦，我没答应。我想：狮城都没了，还不如我大墅洞乌村的老家，干脆要求下放回家务农算了。就这样，我下放了，一回家就当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1年。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在“文革”期间，那些参军参战时的证书、纪念章等都被抄去了，至今不见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