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看到张老先生的这封信时，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路上捡到钱，交给警察蜀黍不就行了吗？或者自己装钱包里也没人会来认领；哪怕路边随便找个爱心箱捐了也行啊。

　　当然，记者也很感激这位读者的信任，信任我们报纸能帮您解决问题，也信任记者没有把这笔能买40个甜筒的红票票直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和老人通过电话后，我特别感动。老人非常执着，甚至有点“犟”，记者一再强调这些长得一样的人民币没有办法确认真正的主人，要是有一百个人都来认领该怎么办？老人始终笑呵呵：“物归原主最好了。”

　　我明白他的真正意思：“怎么会有很多人来认领呢，只有丢钱的人才会来认领呀，没丢钱的人怎么会来认领呢？”老人觉得时间、地点都已经在信里写得清清楚楚了，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人来领钱。

　　老人眼里的世界，比我单纯很多。

　　怎么处理这100元钱，记者也很纠结。按照我的本意，要么直接捐给公益组织，要么给了昨天采写稿件的那个返祖女孩“婷婷”，她们确实需要帮助，哪怕这100元钱只是杯水车薪。老人也同意了记者的这个建议。

　　但是也有同事提出，捡到钱，如果没有失主认领，那么按常理应该交归国库。但是问题又来了——“国库”是个笼统的概念，具体该对应到哪个部门哪个窗口？

　　许律师建议，还是给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吧，法律规定是要走程序的。现在这个钱在记者手里只不过是代为保管的遗失物，要走完程序以后才能变成无主物。万一有人来认领了，记者交不出钱来，怎么办？不能因为失主出现的可能渺茫，就直接代替公权力处理这笔钱呀。

　　他建议记者捐给民政部门或者是交给离报社最近的公安机关。但是民政部门说，没有具体的部门和窗口可以直接接纳这笔钱。

　　但是交给警察叔叔的钱真的能以捐款的形式交给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吗？毕竟我们无法看到这笔钱的具体去处，仍然不怀好意的揣测，那些一代代红领巾交到警察叔叔手里的“一分钱”，到底有多少呢？它们都成了国家的哪个螺丝钉？却没有一首歌告诉我们答案。

　　后来，许律师说：“你可以在稿子里提到健全监管机制这一点呀。”

　　本报记者 黄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