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很忙，采访时，他刚从北京回来。

　　“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国家清史项目的结题，终于完成啦。”吴光笑着说，自己退休了，却更忙了，“我以前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一年不要参加多过两次的会议，现在根本没法执行啦。”

　　现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宇谈起吴光时，说他不仅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个学术活动的策划者：“他在学术界的人脉很广，策划的一些学术活动往往都很成功。”

　　不过最近，吴光更希望能够窝在自己小小的书房里，完成自己的著书：“早前有出版社过来，约了我的三本专著，一本叫《中国儒学史论》，另两本叫《国学新讲》、《儒学概论》。这么多年一直忙于文献整理，把自己的著作给耽误了，这些书出来应该会有一些影响力。我要把它们尽快完成。”

　　（以下记者简称“记”，吴光简称“吴”）

　　记：1963年您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这跟现在的历史系有什么不一样吗？

　　吴：当时没有历史系，所以叫历史档案系，分两个专业，一个是历史专业，一个是档案专业。

　　其实我当时的分数很高，平均分有93分（每科满分为100分）。

　　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哲学系，第三志愿是语文系，第四志愿才是历史档案系。

　　当时只让我们报三个志愿，但是我报了四个。没想到档案系一看有人上了线，立刻优先录取了。其实我更喜欢的还是哲学、语文和新闻。

　　记：那您应该在上大学之前，就对哲学、语文感兴趣了？

　　吴：对，我在初中时读了王充的《论衡》，高中时又读了《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著），王充和黄宗羲的批判思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后来我读研时第一批研究成果就是“王充思想研究”，这可以说是我的学术起点。

　　由王充这个起点再上推到董仲舒、《淮南子》，再到黄老学。

　　我的硕士论文就是《论道家黄老之学》，写了11万字，答辩提交了6万字，最后扩充为近20万字的专著《黄老之学通论》，于1985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十多家报刊发了书评。

　　1981年底，我研究生毕业回到浙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编校整理《黄宗羲全集》，后来出了12册，500余万字，我是执行主编。

　　记：您在历史档案系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吴：就是学到了很多考证的方法，既能够做文献整理，也能做义理研究。

　　许多搞哲学的人不会做古籍整理，但是我能做。许多搞历史的人呢，不能上升到哲学的义理上进行讨论。而我的《儒道论述》就着重在于哲学义理的讨论。

　　可以说，我跨了两个专业，兼有两家之长。

　　有一副对联，我很喜欢，叫做“实事疾妄，会众合一”。前半句是王充的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批判虚妄。后半句是黄宗羲的话，很好懂，就是要集取各家所长，成一家之言。

　　司马谈（西汉史学家）讲到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就是要综合各家的思想，取众家之长。

　　这也是我治学的一个宗旨。

　　记：能解释一下司马谈的这句话吗？

　　吴：就是讲黄老道家是吸收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智慧而形成一家之言的。

　　《吕氏春秋》里有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天下无粹白之狐，有粹白之裘”。完全没有杂毛的白狐狸是没有的，每一只狐狸都有杂毛，但是没有杂毛的裘皮大衣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合众家之白。

　　记：听说《百家讲坛》曾邀请您去做演讲是吗？

　　吴：对。他们找过我两次，但是我没去。

　　记：为什么呢？

　　吴：因为他们要的是像于丹、易中天那样讲故事型的，但我不擅长，讲道理我比较擅长些。

　　如果我去讲的话，会说儒学的根本精神是“道德人文”四个字，很好记。

　　于丹口才很好，讲的也很好，但是讲过之后你能够记住什么呢？不知道。

　　于丹讲《论语》讲了半天，《论语》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啊？不知道。

　　记：那您觉得《论语》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

　　吴：《论语》的根本精神，就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仁爱”两个字，也就是道德人文精神。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讲“仁”和“礼”的关系，以仁为本，以礼为用。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本礼用”。

　　这就是我对《论语》精神的概括，用八个字来说，就是“为学，为政，为道，为人”。

　　我还有一个领域是研究浙学，浙东学派的。浙学分“大浙学”和“小浙学”，“小浙学”就是南宋时候的浙东之学，金华、永康、永嘉的浙东经史之学，这是狭隘的浙学。广义的浙学，就是两浙之学，我是取比较中义的，是以浙东学术为主的两浙经史之学，我叫大浙学。

　　浙江精神其实就是从中总结、概括出来的。

　　记：大家都说，现在的学术氛围似乎没有当年那么浓厚了，您有这种感觉吗？

　　吴：现在比较注重功利，缺少了真正的道德自觉和文化自觉。比如说现在硕士、博士一定要发表文章，而且还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之前有个学生的爸爸妈妈给我写信，说愿意出一万块钱让儿子在核心期刊上发个文章。

　　我回信给他们说，这不是一万块钱能买来的，这得靠自己努力，达到水平，自然就能够发表。

　　我们那时候并没有提倡这个，都是自己写了文章去发表的，投稿也有被退回来的。所以我现在在大学里讲课，会提倡多一点“含文量”，少一点“含金量”。

　　这个含文量就是提高文化自觉，提升道德人文境界。含金量，就是说有多少课题啊多少项目啊多少钱啊。

　　记：可以谈谈您求学时期，让你印象深刻的学术氛围事件吗？

　　吴：硕士论文答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般来说，硕士论文只要三个老师就可以了，但我那次有六个老师，而且都很有名。

　　北京大学的张岱年、人民大学的石峻，还有中国社科院的邱汉生、李学勤，再加上我们历史系的导师郑昌淦、曾宪楷，一共六个教授做我的答辩委员。

　　记：面对这么强大的阵容，您当时是不是很紧张？

　　吴：我当时真的有点紧张。但是这些老师谈笑风生，把答辩搞成了一个小型学术讨论会，消除了我的紧张。

　　说实在，有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了。比如张岱年先生提出来，说我其中引用的一句话，跟传统的版本不一样，他就问我这个版本是出自哪里的。我当时也没记住，只能老老实实回答，“我只是有这个印象，但不知出自哪个版本。”

　　这种氛围让我受益很大，也很有启发。

　　所以我现在参加一些硕士、博士论文答辩，都是按照当时的模式，给学生提出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而不是一本正经的“我提问，你回答”的死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