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报集团·美术传媒拍卖——2013陈振濂书法公益拍卖专场

　　「学术引领拍卖」之二·新理念：「我书即文献」

　　今天的书法拍卖最看重什么？

　　书法专场拍卖这样的新形式，为我们思考书法作品重建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新机会。而在书法专场拍卖的背景下，陈振濂先生的学术思考更具有明显的时代对应性。从2012的“学术引领拍卖”大概念的提出，到2013年更走向深化与具体的“我书即文献”子概念的提出，一年之间，反映出什么样的思想轨迹？又反映出什么样的时代需求和市场需求？

　　“好字不如烂画”的潜规则　“重人不重书”的风气　书法拍卖“被”捆绑

　　众所周知，书法拍卖在许多类项的拍卖中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如果说：古书画拍卖作为一个类别，一直是最热门的所在的话，那么在其中的书法拍卖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与国画拍卖捆绑在一起，是书法沾了国画的光。在这方面，有两个流行的说法是可以成为佐证的。

　　第一，是几十年来的业内潜规则认定的“好字不如烂画”。即同等水平名头之下，画的价格远远超过字。因此，即使专门拍卖国画而不掺书法，也无须提“专场”。因为通常每场拍卖都必然是以画为主、亦即每场都是专场。但拍卖书法则必须提“专场”，因为只拍卖书法具有极大的风险。与绘画拍卖相比，必须做足更艰苦更困难的细功夫。陈振濂书法专场拍卖的高难度运作，必须放在这样的拍卖文化背景中去考虑。

　　第二，是书法拍卖的惯例，并不仅仅以艺术水平较高下，各种社会因素与影响更有作用力。比如一位书法名家的精心之作，有时在市场的认可度反而不如一位社会名流。这应该与书法长久以来始终无法以艺术立身的传统观念有关。“名人字画”的观念，始终超过书法作为艺术品的观念，于是在书法拍卖中，作者的名气比字的好坏更重要。如果说，国画因为其专业技术门槛相对较高，于是在拍卖中还相对较重视艺术性、亦即较少出现“重人不重画”的情况，那么在书法领域中，因为写字与书法艺术不分所导致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则使得书法拍卖中“重人不重书”的风气几于约定俗成。这与书法一直被怀疑是否独立的艺术门类屡屡争执不休的迷茫与不自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不自信，因为迷茫，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是自愿依附或捆绑于国画，笼统地叫书画专场，而很少有人敢去冒险试试单独的书法专场了。

　　其实不仅仅是拍卖。1914年吴昌硕在上海办第一个个人展览，也是书画展而不选择用他那一手戛戛独造的石鼓文办单独的书法展。因为那样将会非常单调，而单调是艺术展览会的大敌。如果办书画展，捆绑书画一起，就没有单调之虞了。所以许多民国书法家办展览，要不就是数人联展，要不就是书画联展，其缘由都是试图避免单调。因为只要是个人书法展，单调就是个魂魄附体甩不开的要命所在，再厉害的圣手对此也徒唤奈何。

　　形式别出心裁 内容有独特的故事性　陈振濂提“我书即文献”

　　书法展与书法拍卖，如何才能躲避单调这一杀手？

　　最直接而简单的办法，是在形式上别出新裁。但书法不是画字。一味追求形式上多样化的结果，很可能是花拳绣腿，浅俗轻薄，坠入江湖恶道。因此，形式开掘必须要有一个灵魂，那就是“思想引领”，“学术引领”。同时，书法拍卖又会不同于书法展，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创意比拼，而是传之久远的收藏。因此，它对于形式的多样化，更多的是从不雷同，不重复、唯一性的角度提出要求，而不会过多地关注视觉感官层面上的丰富多彩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换言之，它要沉稳内敛得多。

　　更为可取的，有深度的办法，则是在关注形式开拓基础上的内容提升与点化。站在收藏者立场上看，则是必须能讲得出有独特性的故事。比如，民国大佬何应钦的16堂寿屏，其中可以印证当时政客之间的关系；比如，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系的计划书与奏章，就足以成为近代最重要的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文献；比如，吴大徵东北边事的战事纪念碑，可助东北边疆史和清俄外交史之探究；比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众幕僚的记念文字诗文手稿，可考中国清代封疆大吏的报国情怀；比如，翁同和被慈禧太后赶回原籍后的自撰对联，从中可见清末维新对读书人的影响；比如，梁启超研究新史学学问的手稿，见出从旧式秀才举人向新一代学人转型的具体路径与方式，等等。总之是记录一时一事的重要史实的文字：论书法艺术精妙绝伦，论文辞也是承载一代史实的重要材料。论书法是艺术品，论文辞是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献。

　　以此来看“我书即文献”，即会恍然大悟于陈振濂先生的先知先觉。他的“我书即文献”，不但是站在书法创作家的立场上发论，更是站在收藏家的立场上所提出的主张。针对书法市场而言，因为写字比画画快得多，因为“好字不如烂画”的传统旧习惯，因此一件书法作品是否值得收藏，首先即取决于两个并列的要素：一是艺术性，是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二是文献性，是否含有独特的故事与历史价值？

　　由于今天的书法基本上是抄唐诗宋词，因此即使是最好的书法家的作品，也只能是在艺术性上较高下，而无法在文献性上论优劣。于是，书法的一般标准和绘画等并无特别的区别。但这样的无区别对书法而言却是致命的。因为绘画的形体、色彩、空间、造型的多样化艺术表达使它不需要文献性的支撑。而书法却不同。书法的书写单调使它在艺术表达方面完全无法抗衡于绘画与雕塑，又加之它书写的是文字，天然地具有成为文献的可能性。书法作品写文字却不重视不关心自身的文献性，这或许可以说是今天书法界所面临的最大认识盲区、最大行为误区。

　　艺术性、文献性并举

　　陈振濂先生的“我书即文献”的最大意义是在于：他在大家并不关注，甚至连收藏界也不关注书法藏品的文献性之际，细致地抽绎出书法与绘画的不同点，从而登高一呼，强调书法文献性之于书法拍卖、市场、交易、收藏的特定价值，但他又不以文献性来否定书法的艺术性。而是主张两者兼而有之，缺一则难以全面显示书法作品作为综合文化与艺术的收藏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从而为今天或今后的书法收藏提供了极富前瞻性的思想学术成果。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学术引领拍卖”这一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新理念与新目标。关注并提示出书法收藏品的文献性的重要价值所在，还明确提出一个“我书即文献”的口号并忠实执行之，这不仅对于当代书法创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更是对当代书法交易，拍卖、流通、收藏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过去陈振濂先生连续五年一以贯之倡导“阅读书法”，那主要是从创作家角度提出的创新构思；现在在美术传媒拍卖公司组织【2013陈振濂书法专场拍卖】之际提出“我书即文献”，则主要是从收藏家角度提出的创新目标。但遍观过去，我们并没有认真仔细研究过书法收藏家的立场，也从未有过专门针对书法收藏家利益维护的目标设定与理论建构。故尔陈振濂先生此举，对当代书法收藏的指引意义绝对不可低估。它以思维的精密和感觉的敏锐还有前瞻性，必会具备一种引领时风的导向价值，从而成为书法收藏在这个时代行为选择的依据，成为一个主要的历史标杆。

　　以此看【2013陈振濂书法专场拍卖】中的“颐斋论雅”十个专题、与“大师小论”中的陆维钊先生一生煌煌功业的记载，体味“我书即文献”这一见解中作为创作家锐意创新的进取的陈振濂，和作为愿意为收藏家负责的厚实的陈振濂，正可谓是处处有学术引领，事事讲责任诚信、不肯苟且、不屑敷衍。这样的陈振濂，不正是我们几十年之间非常熟悉的陈振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