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温州乐清虹桥杏庄人。1941年随家人去了抗战时的重庆，因为最初只会讲温州话，等学了四川话，七岁才进入具有宗教气氛的德精小学。我用纸板做了两个涂成黑色的钟来装饰教室内的圣诞树。老师非常不高兴，她认为应该是金色的。我坚持只看过黑色铜锈的钟，被老师罚站墙角。1946年还都南京，进入今天很有名的天才学生的琅琊路小学。当时在校内大礼堂墙上布置的不同朝代历史人物像，是我画的。初次在中央日报儿童版上投登回忆在重庆两浮支路跳伞塔的画，还获得丰子恺的画册为鼓励。

　　小时侯的一些趣事，都跟我这一生有很多连带关系。1954年在台湾考进台南工学院建筑系，还是靠我在术科加考绘画分数的关系。1959年毕业，随后一年半的预备军官生活中，体会到许多，完全改变了我的建筑设计观。才懂得什么是“少则多”，启萌了“形随行”的观念，改进了我的设计，发展了对设计教育的教学概念。1961年陈其宽先生在台湾东海大学创辨建筑系，我被邀教基本设计。后来我也曾问过他，我的大学成绩并不好，他为什么请我任教，他说他当年在成大听他公开演讲时，曾向他提出三个问题，对我印象深刻。

　　1964年来美进入Cranbrook Academy of Art，被称为Bauhaus之后最好的设计学校。因为我的好奇个性，对任何一个问题，都有我自己的见解，不同的看法。我放弃了需要团体工作的建筑改读设计。在这学校我对所有艺术的不同科系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艺术家除了自由创作外同时又有一份固定收入的教书工作，那是最幸运的，一方面可以传授知识，另一方面他可以安心的，随心所欲的创作。1966年我在北爱荷华大学任教，1968年被邀在Iowa City的州立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任教，一直到2003年身体不适，任教37年后荣休。我除了教设计，做雕塑，同时也绘画。我的画没有为了要卖画而画，而是寻求新的中国画路的方向。

　　一位中国艺术史家曾写过，大意是“中国画不能用西方材质、技巧，一定要用中国毛笔，中国纸和中国墨，才能表现中国意境”。我绘画的画风就是向这句话挑战。我用西方的材料油画和画布来表现中国的意境。我的画从1972年起，不局限于地球上的景象——山水、花鸟、人物——而是包罗宇宙万象。画名都是取用中国单字，帮助我自己对它的认知。

　　我没有师承的问题，能随意发挥，从自己的画中学习画下一张画，可以说从“画画学画画”。年青时曾想做一发明家，现在自绘画中试出新的画路。也可满足我的“发明”欲。曾有多次在不同地方小规模的画展。1996年，在台湾省立美术馆个展， 展出120幅油画，展名为“新技巧·新意境”，出有非卖品的图录，很少人看到。当年我也曾代表台湾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展出六幅。又2002年在法国，我的一幅画被选中，参与百人画家之一，随世界足球赛巡回展和汉城决赛中展出。2005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为我70岁个展，展出80幅，出有图录《天人合一》。2006年台湾私人长流美术馆，展出近100幅，出有图录《千景万象》。 这次的展出是舒馆长亲到我在Iowa的工作室选取近四十年不同时期不同尺吋的五十四幅作品，其中有很多是我创作过程中重要的画，也包括了许多作品是第一次公开展出。

　　曾有人在我画展中的油墨画前凝视，以为是水墨作品，猜测我的画法，也有人建议，我不必要公开画法。想起在数学界有一著名故事，约300多年前，法国一位著名数学家费马(Fermat)，曾在书本的留白部分写下一句“我知道如何证，但此处无足够地方可把证明写出”。为这句话多年来数学家们寻找他的证明，反而在数学上发展出更多新的数学。我从学校退休后，有时间可继续寻找各种不同油墨的新画法。

　　我用西方的材料油画和画布来表现中国的意境。我的画从1972年起，不局限于地球上的景象——山水、花鸟、人物——而是包罗宇宙万象。画名都是取用中国单字，帮助我自己对它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