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穿过了漫长的岁月——这样的年纪，当然有资格谈谈人生了。

　　不错，正是爱丽丝·门罗，这位82岁的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笔下铺陈开女人在各个年龄段的困境——

　　开始，她们是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为爱情、性、背叛、孩子而苦恼；后来，她们成了挣扎于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的女性。但无论何时，这些，女人都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

　　所以，在《逃离》的中文版译者李文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严蓓雯看来，《逃离》之中，女性多是逃跑的姿态。同时，对于门罗而言，她在探索女人深陷生活的挣扎之外，也在寻求，女人对自我之路的追求是否一定要以逃离男性、逃离家庭和逃离婚姻作为代价。

小镇女人，是所有要“逃离”的女性

　　门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现在，她与第二任丈夫住在一个叫克林顿的镇子里，这里，与她老家的小镇温格姆相距不远。

　　“她的故事，毫无例外，全部发生在加拿大的小镇上，主角都是女性，从年轻到年老，她们像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平凡压抑之中。”李文俊说。

　　所以，期待畅快情节和俏皮转折的读者，读门罗的小说注定会失望良多。她的小说属于另一种——美国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认为门罗有一种天赋——“把看似不那么文学的‘轶事’转化成艺术，聚焦于庸琐村镇环境里人的生活，却能把如此本土的、地方性的故事注入魔力”。

　　只是，门罗本人并不喜欢人们对她作品“本土气息”的推崇，反而十分乐意承认自己作品中的“主妇气息”。

　　“门罗写的都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种种苦痛的事情。看起来她写的时候轻轻松松，但是我读了以后，再琢磨琢磨，还是觉得挺痛苦的。”这是《逃离》留给李文俊的感觉，而且，它如同一种久久不能散去的氛围。

　　李文俊说到《逃离》第四篇的一个故事——女儿离家出走，跟母亲一辈子不联系。

　　“这篇很打动人。一个母亲怎样想念着女儿，怕她找不到自己，连家都不敢搬，最后女儿连一张贺年卡都没有给她寄来，她只能跟要好的朋友诉诉苦。” 李文俊觉得，门罗跟张爱玲很像，“都是写身边普通人的故事，不是社会底层也不是有钱的富翁，而是开书店的人、教书的人……他们的悲苦，他们的哀伤。”

　　《逃离》的8个短篇小说，都是现实题材，都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对婚姻、家庭和自我时遇到的困惑。

　　严蓓雯说，门罗笔下的女性困境是当代每个女性都会碰到的。比如，男人爱情的由浓转淡，对平凡生活的隐隐不满，家庭与事业/学业之间无法平衡，两性关系里道德与情欲的对抗，等等。

　　“比如女研究者不再继续搞研究，却嫁给了一个在精神世界里无法跟她交流的人，但是，日后又回到学界；又比如想从桎梏的两性关系中逃开，却在半路忍不住又让情人接她回去；还有年轻时追求开放的两性关系，但年老时却发现孤苦伶仃，无儿女相伴……”

早早结婚，但心里住了一个老处女

　　主妇的写作生活，对于门罗而言，是偷闲地创作，尤其是抓紧孩子们午睡的时间。“他们从下午一点睡到三点，足够我写出好多东西了。不怎么好，不过，我还挺多产的。”

　　但是多年后回忆起来，爱丽丝·门罗承认，那确实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长篇采访时，她坦言第一次婚姻对她的意义——结婚压力那么大，所有人都在烦你，于是你想，好吧，赶紧结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某种程度上，“我结婚就是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顿下来，让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

　　尽管如此，三十岁之前，门罗没有写出过太多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的老处女”，她自嘲，“尽管我早早结婚，有时我想，我心里可能就住了一个老处女。”

　　有时，她反省自己，是否会因为早年的贫穷，而对现在所处的阶层抱有太多的敌意？在她的一篇小说《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里，她写了一对母女，她们从乡下试图搬去城里生活，母女间保持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

　　李文俊说，门罗小时候，家在乡下养狐狸，此时，她的姨妈住在城里，过着那种会邀请女士们来参加午餐聚会的生活。有一年，母亲带着门罗，搬到城里，试图融入那个圈子，但是她们失败了。

　　这种挫败一直影响着她的生活。门罗的第一任丈夫詹姆来自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城市，生在富裕的中产阶层地区。“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有趣得要命。”门罗曾说起这段往事，“但我猜，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个阶层有太多的敌意。”

从少女到中年，门罗将人生写在小说里

　　“门罗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小路尽头的房子，拮据的家庭，雄心勃勃的母亲，沉默寡言的父亲，孤寂敏感的成长，封闭压抑的小镇道德……”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的门罗研究专家周怡说，这些都在门罗的经典名篇中反复出现。

　　读了两年大学，然后退学结婚，嫁人之后开了个书店。可以说，门罗一直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

　　“她总是将目光流连于平凡女性的生活，从自己和母亲身上寻找灵感，精确地记录她们从少女到人妻与人母，再度过中年与老年的历程。”周怡说。比如，1971年出版的《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就被认为是以门罗自己的生活为模型写就的。

　　50岁之后，门罗开始爆发惊人的创作力。她笔下的人物也变为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有着欲望和遗憾、强大和软弱。

　　周怡说，去年11月在当地出版的《美好生活》，是门罗最新的作品集，也是自传性的。

　　在《美好生活》里，门罗这样写：“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说的都在那些故事里，从最初到最后，直到心灵的最深处。”

　　“母亲生病临终之际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出席她的葬礼。当时两个孩子还小，在温哥华无人可以替我照看他们。我们几乎付不起旅费，丈夫又一向鄙弃正统的礼数，但为什么要怪他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说过一些不能被原谅的话，也说过我们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在这部小说集的最后一段里，门罗这样写。

　　“可以说，门罗一直在写的是她自己，但也是俗世共同的价值观。”周怡认为，无论是加拿大安大略小镇的女孩，还是遥远中国大城市的职业女性，都能读她的作品时“心有戚戚焉”。

　　书摘

　　来练习骑马的客人连一个都没有，虽然克拉克和卡拉没少走路，在他们能想起来的所有野营地、咖啡屋里都树起了广告牌，在旅行社的海报栏里也都贴上了广告。只有很少几个学生来上骑马课，那都是长期班的老学员，而不是来休假的成群结队的小学生，那一客车又一客车来夏令营的小家伙呀，去年一整个夏天两人的生计就是靠他们才得以维持的。即便是两人视为命根子的长期班老学员现在也大都出外度假去了，或是因为天气太差而退班了。如果他们电话来得迟了些，克拉克还要跟他们把账算清楚，该收的钱一个都不能少。有几个学员嘀嘀咕咕表示不满，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

　　……

　　卡拉已经清完了马厩里的粪便。她做得不慌不忙的——她喜欢干日常杂活时的那种节奏，喜欢畜棚屋顶底下那宽阔的空间，以及这里的气味。现在她又走到环形训练跑道那里去看看地上够不够干，说不定五点钟一班的学员还会来呢。

　　通常，一般的阵雨都不会下得特别大，或是随着带来什么风，可是上星期突然出现异象，树顶上刮过一阵大风，接着一阵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大雨几乎从横斜里扫过来。一刻钟以内，暴风雨就过去了。可是路上落满了树枝，高压电线断了，环形跑道顶上有一大片塑料屋顶给扯松脱落了。跑道的一头积起了一片像湖那么大的水潭，克拉克只得天黑之后加班干活，以便挖出一条沟来把水排走。

　　屋顶至今未能修复，克拉克只能用绳子编起一张网，不让马匹走到泥潭里去，卡拉则用标志拦出一条缩短些的跑道。

　　……

　　不过让卡拉最不开心的一件事还得说是弗洛拉的丢失了，那是只小小的白山羊，老是在畜棚和田野里跟几匹马做伴。有两天都没见到它的踪影了。卡拉担心它会不会是被野狗、土狼叼走了，没准还是撞上熊了呢。

　　（摘编自《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