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叶老师，就让我们从《很久以来》谈起吧。这部作品让我们感到，是时候带着我们的读者，好好走进你了。

　　叶兆言：其实现在认真关注当代小说的人不多，你们为此特意赶到南京来采访我，这个让我觉得太过隆重了。

　　钱江晚报：《很久以来》中，你用很多笔墨写到了“文革”，似乎每个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都绕不开“文革”，你内心的“文革”账有没有清算完毕？

　　叶兆言：对我来说，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问题。我一直不太喜欢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回忆文革的伤痕文学。我觉得一个小说只是为了平反昭雪，就没有什么意义。作家仅仅告诉别人，那个时代多么残酷，也没有什么意思，这是非文学的东西。我不喜欢将“文革”的书写庸俗化。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这个事，可能会触及那个时代的更多的东西。作家有作家的敏感，我的文学观也这样，怎么写？我想还原成老百姓的视角去写。

　　1945年的南京老百姓，有一天门一打开，门外竟然站着三种宪兵：日本人的，汪伪的，国军的，这些宪兵当时的职能和今天的城管也有相似之处。时代太乱了，一切都处于无形变幻中，老百姓一打开门就是这么荒诞的事儿。所以那年代老百姓对和平是最盼望的。到“文革”的时候，也一样乱，没准你身边熟悉的一个人，就成了公审大会布告上要镇压的死刑犯。人在无望的时候，会害怕。所以我觉得我宁愿去做一个旁观者，不必去评价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样，是对是错。

　　钱江晚报：人在乱世中，就是命若琴弦？

　　叶兆言：可能就是公告上的那么几个字，就决定了生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