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您自己经历的“文革”又是什么样子？

　　叶兆言：“文革”就像一条特别活的河流，这里有活生生的生活。我觉得过去对“文革”的描写漫画化了，所以不“漫画”很重要。

　　当年我看“文革”，是十一二岁孩子的眼光。那个时代没有英雄，造反派不比被批斗的人受伤少，因为很快他们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我的父亲在游街，我会被同学看不起，但后来我们班上最神气的那个同学，他母亲也被打倒了。

　　所以我不想过分强调“人的尊严”。小年轻造反派们，我父母怕他们，但等他们结婚了，进入生活了，还是会开口向我母亲借5块钱。这么一借钱，其实他的尊严就不存在了。我看得很清楚，理想，尊严什么的，在5块钱面前是怎么瓦解的。我母亲单位100来号人，被批斗的就有20多人，到后来大家也就无所谓了。我父亲也有过恐惧，有过自杀念头，以前好日子过惯了，但忍住一时也就挺过来了。我爷爷呢，一开始被贴大字报很郁闷，在家闭门不出一星期，后来到中央美院专门去看大字报，立刻顿悟，变得想不幽默都不行，想不开也想开了。

　　我母亲每天打扫厕所，一边家里却用着保姆，即使被打倒，还是跟普通人不一样。城头变幻大王旗，不久母亲又突然被提拔成革委会副主任，我家地位就随之发生了变化。那个时代荒诞到什么程度，想起来都让你很难为情。

　　钱江晚报：所以你会说，还原当时的真实状态比反思更重要。

　　叶兆言：正是这样。“文革”中最倒霉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只是老百姓的人生不容易被人记住。那个时代，为狗爬出去的洞都没有。包括巴金，傅雷等大知识分子，都揭发过别人，这些都是伤疤，有人性中最脆弱的一面。

　　钱江晚报：你听说了最近宋彬彬为“文革”中的行为道歉的事了吗？

　　叶兆言：宋彬彬道歉的事，一种观点认为道歉是对的，一种观点认为道歉有什么用？至于她到底为什么而道歉，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不知道，也不去深究。就好像大家讨论皇帝的新衣，一个说穿了最好看的衣服，一个说皇帝没穿衣服，大家都觉得后一种观点对，然而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皇帝根本不存在，在我们面前根本就没有皇帝。所谓“文革热”也不过是表象，在网络时代，大家都比较喜欢发表意见，都喜欢太轻易去下结论。所以这时候，还原真实才变得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