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行将结束，夏志清先生富有象征性的前来谢幕，这个一年的句点着实浓墨重彩。这一天，刚好又是压轴日，东半球12月30日，西半球12月29日。

　　当天，用手机在微博上写下一条悼念夏志清先生的文字，还一一搜出他一些著作的书影附在下面。

　　五天过去，不是大V的我的微博中，这一条成了读者最多的：6.4万人走过路过不肯错过，很多人转发了，很多人亮起了小红烛的图形以示纪念。所以，我说夏公今以92高龄安详辞世的象征性和压轴意义在于，他再一次牵引起我们对于一代学人和他们精神思想的敬意，关键的是，在模糊零碎的当代文化景况中透露出曾经读过他、被他著述倾倒、受他影响而热爱过现代文学崭新内涵的人数。有时候，我真不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如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人群究竟去哪儿了？但每一回，一位博学鸿儒的归山，总能唤出曾经拥有相同记号的似乎消失的群体的短暂集中。

　　夏志清1921年出生在上海浦东，家世清贫。1946年，从沪江大学毕业到北京大学外文系做助教，时任校长胡适不算喜欢夏志清，但却在1947年他考取校内留美奖学金唯一一个文科名额的时候，力排众议支持其出国深造，改变了夏志清的人生轨迹。在耶鲁英文系作为优秀生的他，也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在美国名校拿下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人。1961年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1968年《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出版，使得夏志清震动学界。尤其是前者，与大陆相较，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失踪者”“边缘人”的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师陀等的发现和推重，以及对鲁迅、老舍《四世同堂》等名家名作的置疑，都成为人们认识现代文学、论争文学标准的焦点。

　　在我1990年代初像个精力过剩、过度服食了学术空气的少年犊子模样的时候，通过别的书和治现代文学的师长的课，已经知道海外有迥异于我们教科书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这些海外的史论直接影响到了大陆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进程。对于个体，我脑海里依旧有印象的是，在平海路杭州图书馆的四楼特藏室，一个学生借出《中国现代小说史》似懂非懂地努力阅读的场景，镜头若扫过书籍，可以发现那个版本是赭黄封面、繁体直排的台湾传记文学社的出品……

　　夏志清真知灼见所肯定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杰出作家的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的旧著，当时不但新印，而且也再度风靡大陆，这真是我的幸运，可以得到印证和思考的直接材料，享受现代文学创作和现代文学批评的双重美味。我二十郎当的感性和逐渐成长的理性在让我服膺于夏志清的眼光和批评力，加深了对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出色之处理解的同时，也惊讶于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这种惊讶一方面有着与习见观点冲突的紧张兴奋，一方面则怀疑于他对鲁迅的结论：“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在读《中国现代小说史》前后，鲁迅的作品尤其是《野草》正以不同于中学时代轻微厌恶的感觉再次进入我的生命领悟，国内学界如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王晓明的鲁迅解读更切近我的感受，我当时还在乐黛云主编的一部论文集中读到了夏志清胞兄夏济安先生所著《黑暗的闸门》的节译，觉得他的鲁迅研究特别是对《野草》的理解实在是很重要的存在。而事实上，夏志清对鲁迅《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所做的分析同样是精到的。

　　我说这些，是因为夏志清先生其实是我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是我瘦骨嶙峋又求学若渴的那些岁月的同伴，是激发我们自由、丰富、真诚、审美、爱文学的生命力的导师之一。

　　我1998年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班毕业，之后不久到了一所杭州西边郊外的学院任职。那儿山边田畔，一沟溪水从校园里中分而过，溪边玉兰落花随流水，颇有闲情逸致。我于是读散文，做过一些阅读笔记，有一篇发在《阅读与欣赏》杂志，主题是关于朱自清的《春》和张晓风《春之怀古》的比较，我从一个文学批评者的基本感受和判断力认为，朱自清的同主题散文实在写得不如张晓风，与张晓风相比，朱自清这位前辈的散文缺了一种现代的密度，有些甜俗。这多少也是一种对钦定权威的置疑。

　　有趣的是，不久后读到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里夏志清的《人的文学》，发现他早在1974年写的《琦君的散文》中，同样是挑了朱自清来比较琦君，说“其实朱自清五四时期的散文（《背影》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读后令人肉麻，哪里比得上琦君？”我读完那篇，笑出声来，除了同感，还有他实在是批评得真率，远比我们干净利落。后来读他的《文学的前途》《鸡窗集》，都能看出他学问以外幽默率性的一面，难怪他总是喜欢说谁谁笨、自己聪明，却终究因为顽童式的可爱而补救了别人的反感。

　　说夏志清先生是穷经皓首的学问家并不恰当，准确的讲他是一位有学问的批评家，他认真地说过“要做一个好的批评家，非踏实治学不可”。

　　这提示我们注意批评家的底盘是什么，可惜今天很多批评失去了学养的支撑，说的就乖谬肤浅。而文学批评家的另一个底盘则永远是独立不倚的“感受力”和“洞察力”，这一点夏志清做得非常出色。他在忆念钱锺书的文章里讲：“一个人文学作品读得极多，‘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也无法变成一位批评家，他只是‘人云亦云’，向某一派、某一权威俯首称臣的可怜虫而已。”换句话说，夏志清的批评实践和评论文本最终实现了他不俯首称臣作应声虫的志向，他是一位会通中西、却愿意在古人今文的评价里留下一句属于自己话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