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林雅琪

　　“一个夏天，我到山东大学休假，他在威海，他一个人在那儿干活，老头穿着个背心短裤，拿着稿子写满了条子，在后期的审读过程中也是不断发现问题，工作干得很细。”这是周绚隆对张忠纲先生的印象。

　　周绚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说，“我们是四个编辑，跟他做车轮战，我们看完的东西他一个人来过（一遍），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和敬意。”

　　张忠纲，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是《杜甫全集校注》的副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历经36年的漫长岁月终于出版了，他说自己“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197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萧涤非先生主持《杜甫全集校注》，山东大学组建了杜甫全集校注组，最初有11位专家参与。

　　1991年的4月15日，萧涤非先生溘然长逝。“2009年，山东大学重新启动《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并让我担任全书终审统稿人。”张忠纲说。

　　“一是统一体例，一是最大限度的吸收20年来各方面的成果。稿子大部分是手稿，编校的难度很大。前言我看了三、四遍，因为前言一个字都不能错。”张忠纲说，“从1978年到2013年底，历时36年，当年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我算年轻的，现在74岁，最年轻的朱宝清老师，现在也67岁了。”

　　2013年12月29日下午5点多，《杜甫全集校注》清样最后审校结束。

　　张忠纲如释重负，激动不已，遂赋《满江红·杜集校竣感赋》一阙：“卅六年华，为杜甫、呕心沥血。承遗志、斩荆披棘、壮怀激烈。何计俗尘名与利，岂能虚度风和月。争朝夕、纵寝食俱忘，心头热。‘村夫子’，诗界杰。工部老，寰中哲。集前贤精粹，取今新说。七百万言成巨著，一千亿载供评阅。喜全球、茅屋苦寒人，同欢乐。”

　　复制了200多种杜集版本

　　记者（以下简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萧涤非先生担任主编后，《杜甫全集校注》的编纂工作是如何展开的？

　　张忠纲（以下简称张）：萧先生带领我们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走遍杜甫曾经到过的地方。1979年 5 月至 7 月，我们在年逾古稀的萧先生的率领和指导下，先后到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1980年，又先后 3 次分别去鲁西、鲁南、陕北、陇右、平江一带进行了补充考察。

　　编写工作的第二步，是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复制杜甫著作的版本，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记：实地考察中印象最深的经历是什么？

　　张：宋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读杜诗。”萧先生非常重视实地考察。实地考察加深了我们对杜诗的理解，并收集到不少重要资料，为注释杜诗解决了一些单靠书本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有一件小事使我至今难忘。就是我们到西安后，有一天去参观钟楼、鼓楼和大雁塔，萧先生让同行的人去登钟楼、鼓楼，而自己则留着体力准备去登杜甫曾经登过的大雁塔。

　　大雁塔就是杜甫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写的慈恩寺塔，是西安有名的古迹名胜。塔共 7 层，高 64 米，磴道纡曲，攀登颇为吃力。

　　但73岁高龄的萧先生却一直登到最高层，凭高望远，亲身领略了杜甫在诗中所描写的动人情景。他不但不感到疲惫，而且情绪高涨，兴致勃勃，同登者无不为之感动。

　　记：校注组阅读和搜集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长达6年，能讲一讲搜集资料的过程吗？

　　张：在中国古代作家中，杜甫作品的评注本是最多的，在宋代，已号称“千家注杜”。《杜甫全集校注》用的底本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这是今传杜集全本最早的。又参校十三种宋元刻本及一种明抄本赵次公注残本。

　　鉴于“校注”任务之艰巨，校注组活动伊始，首先抓紧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跑遍全国广搜版本及有关杜甫的资料。诸如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吉林、黑龙江、山东、四川、重庆、湖南、陕西等省市和许多大学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光顾过，复制和抄录了大量的资料，有的是稀见的版本和著作。

　　如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宋代赵次公注《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残存二十六卷）是海内孤本，当时不准看原书，只能看显微胶卷，再翻拍出来，但当时北图没有放大的设备，而新华社有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于是我们又到新华社放大出来。

　　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代周甸所撰《杜释会通》、吉林省图书馆所藏明代薛益的《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赵星海所撰《杜解传薪》抄本、南京图书馆所藏赵星海所撰《杜解传薪摘抄》等，都是罕见的海内孤本。

　　19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生车淑珊女士来山东大学从萧涤非先生进修，我们又请她从耶鲁大学图书馆复制了许多港台和海外的研究杜甫的著作。她到日本访学时，又为我们复制了元代董养性所撰《杜工部诗选注》，此书国内早已不见原本，实为海外孤本，弥足珍贵。

　　我们总共复制了200多种杜集版本，为校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途有学者去世

　　记：《杜甫全集校注》中途停滞了20年，当时怎么会中断？2009年又是怎么重新启动的？

　　张：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萧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开始工作很顺利。

　　1991年4月15日，先生逝世后，因种种原因，校注工作进展迟缓，一度停滞。2009年初，鉴于《杜甫全集校注》是山东大学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须有始有终地完成，在时任校长徐显明推动下，遂重新启动“校注”工作。

　　重新启动之初，学校原已考虑让校外人员担任全书统稿人。但我们认为山大向以文史见长著称，假手外人，有损山大的学术声誉，我们作为编写者也难以面对学术界。

　　古人云：注诗难，注杜尤难。然杜集校注之难，实非亲历者不能知。我们作为亲历者，深知其难。杜集资料浩如烟海，体例完备，要求严格，光是我们制定的体例细则就有一厚册，熟悉它亦非易事。我们决定自己完成。

　　郑庆笃老师力主让我担任全书终审统稿人。我考虑再三，最后答应下来。

　　记：校注后期，有人去世，有人退出，给校注工作带来了什么困境？

　　张：原由首都师范大学廖仲安等承担的十五、十六两卷，因李华去世和其它原因，至今未做；原由王佩曾承担的十三、十四两卷，因其于1994年去世，只完成了草稿，亟须增订；因原七、八两卷诗和文赋两卷的承担者中途退出，亟须重作。故又聘请宋开玉、赵睿才、綦维、孙微四位博士完成校注工作。

　　“附录”之《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全由我重新编撰。

　　记：后期很多工作都是由您一人完成的，工作量很大。您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张：重新启动后的这几年，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杜甫一件事，往往是早晨六点钟就起来审校书稿，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想起问题，夜里三点又爬起来工作。因我常住美国，每年回国不能超过半年，常常是乘坐十二、三个小时的飞机，来往于大洋两岸。数不清的手稿、修改意见的信件和电子邮件，在北京、济南、威海、美国等地，往返寄发数十次。有记者问我，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专心致志做好一件事——完成《杜甫全集校注》！”

　　一群甘愿“卖命”的人

　　记：能和我们谈谈萧涤非老先生吗？

　　张：萧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造诣精深，成就卓著。建国后，他侧重于唐代文学研究，而以杜甫研究成就尤为卓著。他是全国最早、影响最大的杜甫研究专家之一。可以说，《杜甫研究》一书奠定了萧先生在我国杜甫研究领域的地位，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萧先生尝教导我们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研究杜甫是一种乐趣。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

　　萧先生就是“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的人。他八十六岁高龄仍手不释卷，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手不停批地审阅我们的杜集校注样稿。临终前，先生仍嗫嚅着叮嘱我们务必完成注杜工作。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执着精神，使我刻骨铭心。

　　先生生前曾赋诗云：“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这指的就是他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没有完成，他没有亲眼看到《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憾事。所以我决心完成先师的遗愿。现在《杜甫全集校注》出版了，“诗卷长留天地间”，先师亦可含笑九泉矣！吾愿足矣！

　　记：您喜欢杜甫吗？您最喜欢的，他哪首诗？

　　张：我不仅喜欢杜甫，而且深爱杜甫。杜甫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仁民爱物的仁者。杜甫己饥己溺的仁者胸怀，在有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尽管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但他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就是一千二百多年前诗人杜甫的胸怀！

　　难怪锐意改革的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会在《杜甫画像》诗中动情地说：“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钦仰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当时难能可贵，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