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最黑暗

　　抗日战争中，作为杭州心腹之地的临平和塘栖沦陷8年，其间，老百姓受尽蹂躏与耻辱。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人欣喜若狂，听说“国军”要开进临平，大伙儿纷纷涌向西洋桥去迎候。当天上午8时，公路两旁已是人山人海。在翘首以待了3个小时之后，大家终于看见了从乔司方向步行而来的军队。他们扛着汤姆式步枪，个个器宇轩昂。人群顿时沸腾起来，掌声、笑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时候的老百姓，内心都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然而，此后发生的一桩桩事实，却与他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希望成了失望，甚至演变成了困惑和激忿。

　　其一，经历过八年抗战，老百姓已对汉奸走狗恨之入骨。可是杭县国民党当局却以“加强治安”为名，重用汪伪军和全部汪伪乡保长，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义桥、四维、半山、红方、亭趾、小林、五杭、博陆、乐梅、安民、星亭、和睦、东星、超山等乡村，不满日伪乡保长继续欺压人民，曾先后赴拱宸桥杭县县政府请愿，要求撤换日伪乡保长，但始终不被理睬。终于，农民们忍无可忍，在1945年冬至次年6月间，自发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然而斗争遭到国民党县政府的无情镇压，农民被捕40余人，其中2人还因严刑致死。

　　其二，经济建设不但毫无起色，反而越来越糟。农业连年减产，至1947年，杭县的蚕桑、茶叶产量比战前减少了近四成。工商业同样很不景气，许多商店濒临倒闭。临平原有7家蚕茧收购站，到1947年却只剩下2家。在日用品市场，“洋货”代替了民族工业品，洋蜡烛、洋火（即火柴）、洋布、洋油、洋油灯、洋钉、洋伞、洋纱绒、洋袜子、洋石灰、洋桥、洋龙（即有弹簧的救火水龙）等，一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活。

　　其三，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表现最突出的要数米价。1947年1月，每担米5.95万元，到了11月，每担米达到55.2万元，足足涨了九倍。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一则通讯报道：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40年一头猪，1943年一只鸡，1945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了。1948年，在临平双林附近的6个村2507户人家中，常年在外讨饭的有378户，占了总数的15%。于是当时社会上就流行着这样两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没死在抗战，却死在胜利，真是死了也想不到。”

　　风生水起的青年运动

　　随着人群中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怨恨日益高涨，并受上海、杭州“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的影响，当地一批以中学生为主的爱国青年也积极行动起来。

　　其时，在上海读书的塘栖藉大学生汪培、劳敏霭，分别受中共上海局青年组指派，接受“将革命火种传播到农村去，传播到工农群众中去”的任务，以回乡探亲和学校假期之便，在临平、塘栖的至亲好友及老同学中开展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浙东工委的路西工委（后称中共金萧工委），派胡莲清来到塘栖邮政局，对外是邮局负责人，实则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路西工委还在上海启用了潜伏在上海汇通油墨厂的党员杨国华，通过同乡杨德仁，在上海西站发展了临平人周震华以及其在临平火车站的表弟史济元，组成金萧支队驻上海联络站，在沪杭铁路线和临平、塘栖等地开展工作。不久，以中学生为主的一批爱国青年组成了“塘栖行健中学校友会”、“暑期补习班”、“临平怒潮读书会”、“五杭农民夜校”等秘密活动团体，集中学习革命知识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通过学习，大家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逐步总结出了一个道理：要想解放劳苦大众，就必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校友会、读书会的这批爱国青年，白天学习，深夜就打起灯笼，在临平陡门口等闹市区刷墙报、贴标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黑暗，向大众宣传解放战争形势。他们为杭县农民“反奸清算”斗争写的报道，曾先后在延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上得到刊登。同时，利用铁路职工的方便，他们还在上海、临平、塘栖等地为浙东党的游击队购买、运送各种紧缺物资，支援解放战争，并组织和参加了沪杭、浙赣铁路的罢工运动。面对艰险，大伙儿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歌曲，以鼓舞斗志。然而，最后还是有10多名骨干遭到暴露，上了黑名单。于是地下党组织便立即派出联络员，分批护送他们到达游击根据地，参加了金萧支队。

　　一脉相承，岁月烽火情

　　虽然有联络员的护送，但由于“白色恐怖”的影响之深，同志们要离开城市到达党的游击根据地，还需突破重重关卡。

　　首先是株连关。为了镇压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制订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总动员令》《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对罢工、集会和言论行动进行了严厉打击。遍布四处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的保甲管控，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日常行动。爱国青年在投奔解放区之前，必须预防家人受株连：先放出何地求学或就业的消息，再绝对秘密地离开家乡。之后大部分人隐姓埋名，以防出事后家人受到牵连。

　　其次是盘查关。从沪杭去金萧支队，一般都要经过诸暨。而浙赣铁路线上及各个进山口却都布满了特务和警军，据点岗哨林立，盘查很严。若没有地下党精心设定路径并接应，是难以进入的。

　　此外还有考核关。从上海、杭州等地来到金萧支队的青年学生，必须经过支队举办的短训班之后才能分配到各个方面。在短训班上，除了学习基本理论，大家还要通过“五关”的考核。即生活关、走路关、家庭关、恋爱关和战斗关。以生活关和走路关为例，游击区的根据地是几个县的毗连边境，如四管乡就是诸暨、浦江、桐庐、富阳的临界高山区，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山溪乱石滩就是路，山洪暴发就没了路。冒雨行军和深夜行军简直是游击队员的家常便饭。为避免被发现，深夜行军还不准打电筒。在没有星星和月亮的黑夜，只能紧盯着前边队员腰间所系的一点白色走。走陡坡的时候，经常会有同志摔倒，因为不能哼声，后边同志往往也会跟着跌下去。在斗争中，同志们练就了一双“日行八十，夜行百里的飞毛腿”。生活上，游击队员与百姓同甘共苦，一连数天以清水煮土豆或萝卜充饥，尽管淡而无味，但是大家还是苦中作乐。因为没有替换的衣服，大家身上都住进了虱子。所谓“家庭关”和“恋爱关”，就是在特殊的游击环境中，要一心一意为革命，不能心存杂念。

　　历史证明：这批知识青年在游击区，虽历经艰辛，但仍旧朝气篷勃，为能在党的队伍里一展革命抱负而自豪。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都为解放事业奉献了青春。建国之后，绝大多数的同志依然活动在各条战线上，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

　　刘红 傅艺 葛玲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