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曾经和“垃圾围城”的标签紧密相随。他曾围绕北京周边行程一万五千公里，走访了四五百座垃圾场，拍摄了1万多张照片和超过60小时的视频素材。随后，“垃圾围城”成为环保热门词汇，也推动了政府决策：北京市宣布投资100亿元，用5到7年时间治理完成周边近千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近日，王久良带着历时三年拍摄的纪录片《塑料王国》重回公众视野。这部尚在剪辑制作之中的纪录片，呈现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废旧塑料在中国进行回收处理的现状。

　　昨日，钱江晚报记者联系上正应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的王久良。他说，这次将调研美国塑料垃圾全球出口与回收的课题，“说白了，就是挖一挖美国垃圾到底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废旧塑料产业存在了20多年

　　子承父业极其普遍

　　记者：《塑料王国》拍摄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王久良：《垃圾围城》拍摄的是北京周边的垃圾污染状况，《塑料王国》呈现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废旧塑料在中国进行回收处理的现状。我的纪录片的主角叫依姐，11岁。她7岁时随父母来到塑料厂打工，父亲承诺说等在塑料厂打工赚了钱就送她去上学。然而一晃4年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而这11岁的小女孩，最后也无法避免地成为一名塑料厂工人。

　　记者：在你拍摄过的这个人群中，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多吗？

　　王久良：当某个产业在一区域一支独大，势必会排挤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而生活在这个区域里的人们，无论情愿与否，大多也不得不委身于这个产业。废旧塑料产业已经在这些地方存在了二三十年，子承父业的现象极其普遍。

　　他们在污浊环境中受伤害

　　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记者：依姐现在的命运如何？

　　王久良：在我们的推动下，依姐最后回到家乡，进入当地的小学，从一年级开始读。但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当面对如此多的适龄儿童不能入学的时候，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无力感，不知该怎样去做。依姐的情况仅仅是一个个案，还有那么多的孩子……

　　记者：受洋垃圾伤害最大的可能是最底层的人，你认为社会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王久良：在整个的拍摄中，我看到了太多自身的利益被这个产业伤害却又不敢言语的人们。我们所能做的，是让更多的人们知晓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让更多的人们看到那里不容忽视的环境污染，知晓那里的人们在这污浊的环境中所受到的伤害，更要明白这种伤害其实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做好项目在垃圾输出国的推广

　　不失为推动现状改良的途径

　　记者：在你拍摄过的地方，有没有后来通过努力使环境变好的例子？

　　王久良：还没有，这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你曾说过，拍摄《塑料王国》，就是希望用自己的作品去影响垃圾输出国，从源头上推动问题解决。如今是否已经收到效果？

　　王久良：这个项目目前算是刚刚披露，还谈不上效果。2014年8月，我在纽约亚洲协会做了《塑料王国》的专题讲演。这些塑料垃圾中包含美国的，且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观众很震惊，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自己产生的垃圾，最后居然是远赴中国且以那样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回收处理。因为他们已经为抛弃垃圾付费，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有效的处理，可他们被骗了。

　　拍摄没过半年

　　脸上就生了大疮

　　记者：常年在垃圾场、废旧塑料加工场的恶劣环境下拍摄，对你的身体及心理状况是否产生了不良影响？

　　王久良：我曾说过，在垃圾污染问题上，没有人是安全的。《塑料王国》的拍摄现场，我们明知道那些塑料的烟气有毒，可我们还得强忍着在那里坚持。拍摄没过半年，我脸上就生了一个大大的氯痤疮（记者注：氯痤疮是一种可伴有全身中毒的职业性痤疮，系接触各种卤化芳香烃所致）。直到现在眉心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疤痕，这也算是《塑料王国》给我留下的纪念吧，免得我忘记那段不堪的时间。

　　记者：你的《垃圾围城》曾促成北京市政府的决策，你现在仍然相信影像的力量吗？

　　王久良：我时常告诫自己，切莫妄自菲薄，即便是再微弱的力量，也总有让自己身边的环境趋向改良的可能。

　　完美的垃圾回收

　　高昂的处理成本

　　记者：你去国外交流时，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垃圾处理方法？

　　王久良：看到了。比如2012年我去日本参观了一家专门回收废旧塑料的公司，叫做户部株式会社，很先进，但是，完美回收的代价是高昂的处理成本。他们厂每处理1吨塑料矿泉水瓶，当地政府就要补贴20000日元（约1200元人民币，2012年数据）。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他们无法支撑工厂的运营。

　　刚才说的还是成分相对单一的废旧塑料，而那些成分复杂的，大部分被运往中国。

　　有需求就有消费

　　有消费就有垃圾

　　记者：你曾说过，大量垃圾的产生，和人们的消费文化、资本运转也离不开关系。你认为人们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是否也要进行彻底的变革？

　　王久良：人类的欲望无法从根本上遏抑，有需求就有消费，有消费就有垃圾，当消费遭遇现代化的资本生产，垃圾问题就会如魔咒般伴随我们整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始终。

　　回到实际，还是那句话，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修复这个系统。我必须承认，在这消费主义大潮之中我也无法独善其身，甚至意识到，从遏抑自己消费的角度，试图解决垃圾问题，犹如戴着脚镣跳舞，收效甚微乃至令人沮丧。何况，决定环境形态的因素除了富有者的过度消费之外，还有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贫穷者对于环境的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