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朱平章 整理：沈菲

　　《新安江》杂志是我市文联的会刊，从1969年它的前身文化馆的《俱乐部》算起，已经走过46个年头了。它的创始人是我的老师——萧瑟先生。

　　刚开始，《俱乐部》是县文化馆专门为城乡业余演出队提供演唱资料的内刊，到了改革开放前夕，全国的文学创作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为了顺应时代需求，馆里决定将《俱乐部》进行改版，由专门编发演唱资料，改为编发文学作品和演唱资料并举，开本由32开扩为16开，刊名也改为《新安江》。从此，这本文艺杂志，成了建德文学青年的创作园地，并由传承发展至今。

　　1980年，我从县广播站调入县文化馆工作，是被萧老师带进了《新安江》杂志的，从此就在这本杂志上扎了根。1984年5月，我县成立了文联，县里决定，《新安江》编辑部整体从文化馆移交给文联，萧老师和我连同这本刊物一起“嫁”给了文联，直到我1999年退休。

　　我对这本杂志的回忆实在太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有发现文创新苗子的欣喜，也有排版印刷的辛苦等，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想来想去，就拉拉杂杂说几个小故事，以示纪念。

“雁过拔毛”的故事

　　为了使杂志办得好看，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新安江》是一本内刊，为了把它办得有地方特色，有乡土味道，我们特地开设了“风物·旅游 ”专栏。邀请外地的大作家、诗人来建德采风，并且留下文学作品。

　　当时著名的诗人田间、流沙河、谢冕以及我省作家郑秉谦、薛家柱等，都来过建德游览或体验生活。我们就会抓住机会，邀请这些诗人作家给我们的文学青年搞讲座或座谈，并请他们给我们这本小刊赐稿，我们把这称为“雁过拔毛”。这样做的目的，通过这些大作家的文笔，一是提升了我们建德的知名度，二来扩大了《新安江》杂志的影响力，三来也增添我们杂志的厚重与色彩，可谓一举多得。

“断炊”以后

　　杂志刚成立的时候，经费缺乏，除去杂志印刷成本，几乎没什么钱，有时候作家的稿费都支付不起，我们就会买点土特产送作者表示酬谢，很是寒酸。

　　办刊经费捉襟见肘，但还马马虎虎过得去，这还不算特别困难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级忽然下令要取消全部内刊。这一下，政府部门就没有这笔财政预算，这就等于给我们彻底断了粮。可是杂志不能停啊，杂志停了我们编辑部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后面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这支创作队伍，除了散伙，还有其他出路吗？

　　政府不给钱，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找“米”下锅。我们就去找企业、找机关单位，给这些单位出专辑，利用杂志的平台为他们做宣传。派出我们的业余作者写散文、报告文学等，给他们开设专辑。比如当时农业局专辑“在希望的田野上”、林业局专辑“神州播绿”、农业银行专辑《金穗之光》、物资局专辑《物茂新安》、财税局专辑《税法宣传》等等。在这些专辑里，除了他们的主体文章之外，我们便从中“夹带”一部分纯文学作品，真叫用心良苦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艰难地运营了三、四年之久，使刊物从苦苦挣扎中存活了下来。

被复活的小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寿昌镇上出了个农民作家叫夏鸿根。他是地地道道的菜农，却生性喜欢文学。在熟读各种文学作品后，自己也有了创作的冲动。于是，经常写些短篇小说之类的作品寄到《新安江》编辑部来。他的作品大多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且通篇充满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拿当时的文学流派来衡量，夏鸿根是属于典型的“山药蛋派”。

　　有一次，他寄来一个短篇叫《鸭队长升官》，萧瑟老师读后连连拍案叫好。他对我说：“平章，这篇东西我们先别忙发表，先推荐给《西湖》看看再说。”凭他的经验，当时《西湖》的董校昌和童萃斌两位编辑一定会喜欢。于是，他亲自写了一封推介信，由我将夏的文稿一起寄给了《西湖》。

　　不知过了多久，“鸭”文却出人意料地被一张冷冰冰的填单式退稿信和原件一起退了回来，填单上也没留只言片语。

　　“既然人家不喜欢，那我们就自己发表吧。”经过萧老师一番修改和润色，再叫漫画家胡文甫画了几幅幽默夸张的插图，我在题头和版式上又动了一番脑筋。经过一番“梳妆打扮”，把该作品作为重点篇幅推了出来。

　　刊物印出来后，按惯例先向读者和有关部门发送，再是给全国各地的重要文学刊物寄赠。当然，本省的《西湖》《东海》《江南》等更是必不可少的，这已成了惯例。

　　向上级寄赠《新安江》，目的一是扩大刊物影响，二是希望他们能慧眼识珠，选载我们的作品，一旦被选中，这既是作者的荣耀，也是我们编辑部的业绩。

　　真叫“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大概是卷面的改观，比歪歪扭扭、不修边幅的手写稿，更引人注目之故，不久，“鸭”文，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在《西湖》上刊发了，而且连插图也原封不动地被端了出来。

　　后来，杭州一位叫吴连生的评论家还为该文发了一篇评论《老题材，新立意，篇幅短，刻画深》，对夏鸿根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夏鸿根为此还获得了《西湖》月刊优胜作品奖。

　　“鸭”文发表前前后后发生了什么，作者夏鸿根也许并不知情。

对新作者的考验

　　大约1992年的时候，我们收到一篇题为《五爷的后事》的稿子，通篇不足1500个字，讲的是一个叫五爷的老农，到了垂暮之年，开始给自己寻找墓地。当他看见有人把乱坟堆改造成桔园，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人告诉他，人死之后都是要腐烂掉的，瞒在土里还不如火化，空出的坟地可以变成桔园。

　　篇幅虽然不长，但文章结构紧凑，叙事老到，立意新颖。让人意外的是，文章末尾作者的自我介绍是这样写的:我叫郑希平，今年18岁，在麻车小学当代课老师……18岁，又是一个年轻的文学作者！编辑部对第一次给我们投稿的新作者都非常重视，而且是一位这样年轻的作者，写出那样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更是如获至宝。可是，欣喜之余，编辑部还存在一丝担忧。

　　原因是这样的：之前编辑部接到过一篇从部队寄来的投稿，作者是新安江人，喜爱文学。文章写得很好，我们就给刊发了。刊物出来后，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继续创作，给家乡刊物多多投稿，还寄去了刊物和稿费。但是不久之后就有读者反映，这篇文章是抄袭谢冰心的。我这下傻眼了。虽然后来这位文抄公先生退还了刊物和稿费，并做了深刻的书面检讨，但这件事让我们当编辑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今后的审稿中要更加慎重。

　　郑希平的稿子是很好，但会是抄袭的吗，我们都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于是，我和当时的文联主席吴育华商量要“考验”一下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那段时间，刚好市农业银行想借杂志社的平台，出一期“金穗之光”的专辑。我们专程去了一趟麻车，找到郑希平，告诉他我们觉得《五爷的后事》写得不错，准备发表。但眼下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就是到市信用联社梅城办事处采访，并写出稿子。

　　当时郑希平对我们的造访显得有些意外，见我们的时候略显拘谨和腼腆。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他又显得很兴奋。

　　在交流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眼前这个小伙对文学的追求。

　　不久之后，我们收到了郑希平采写的文学报告《未来不是梦》。文章写得流畅顺达，大小标题层层递进，逻辑结构和形象思维相辅相成，可以看得出他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显然，郑希平是会创作的。我们商定，把这篇稿子当做那期专辑的头篇登载。毫无悬念的，《五爷的后事》也随后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