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属兔，1951年生，天蝎座。

　　母亲属兔，1951年生，金牛座。

　　2015年1月26日，父亲和母亲结婚36周年。

　　父亲烧了一桌的菜，有母亲最爱的红烧肉，他对母亲说：“我的父母在世时，他们是我的责任；父母去世后，孩子未独立时，孩子是我的责任；孩子长大后，你是我的责任。”

　　父亲说这话时，很平静，就像平时和母亲讨论买什么菜一样。

　　母亲转过头，眼角有泪光。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平淡到极致的相濡以沫，源于42年前的相视一笑。

　　1973年春夏之交，这个时节的安吉满山的绿，夹杂着肆无忌惮的杜鹃花，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山里的空气都带着甜味”。

　　那个早晨，父亲穿上了奶奶年前亲手缝制的新衣服，口袋里是他下放的马家村的张老伯省下来的两个烤番薯，他得意极了，眼角是掩不住的笑意——父亲要去县城参加“安吉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每个公社只有一名代表，在这样一个以勤勉苦干获取别人尊重的年代，22岁的父亲有了充分的成就感。

　　现在想来，那件新衣服是穿对了，它为父亲带来了一辈子的情缘。

　　在县委党校里，座谈会开得很热烈，来自各公社的知识青年，意气风发。父亲作为优秀代表，被邀请上台演讲。父亲的口才很好，劳动经验丰富，再加上从小跟着爷爷看了很多古文，这样的父亲，在台上光彩夺目。

　　父亲的演讲只有五分钟，他发现，台下第一排有个姑娘，一直盯着他看，偶尔低头记录几笔。父亲和她对视，羞涩一笑，姑娘红了脸，父亲嘴里也突然打了个结。

　　这个瞬间，父亲记了42年。父亲在责怪我过于肥胖时，总会拿出这个例子——“她就穿着一件有碎花的衬衫，下面是条肥大的绿裤子，梳着两根长辫子，眼睛很大，真好看。”

　　这个她，就是我的母亲。那一年，母亲作为昆铜公社的知识青年代表，遇见了父亲。

　　座谈会结束后，父亲很大胆地主动来找母亲聊天，互相交流劳动体会，自然也记住了名字，留下了地址。

　　父亲所在马家村，距离母亲所在的勇将村，以现在的眼光看看，其实很近，一脚油门而已，可在当时，这可以算是远距离恋爱了。

　　写情书，很难，因为必须要跑到十几里路外的邮局寄信；电话不通，父亲劳动的大队只有一部电话，母亲那边连电话都没有。

　　那年，父亲没日没夜地干活，省下了休息日，走二三十里山路，去看母亲。有一次，父亲向生产队借了一辆自行车，省了不少力气。但这样的约会，只有三次。因为母亲要去读大学了。

　　1974年9月，母亲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读书的地点在省城杭州。

　　父亲借了自行车，骑到母亲所在的公社，脸一直很严肃。他拿起母亲的行李，挂到车把手上，朝母亲努努嘴，母亲低着头坐上后座。骑了一上午，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终于赶到了县城，母亲拿着行李，和其他被推荐的知识青年一起，坐上车。

　　父亲倔强地站在车旁，看着坐在窗边的母亲。母亲这样告诉我，当时她知道父亲想表达什么，她打定主意会和父亲一起。

　　车开出了老远，父亲还站在原地。

　　那个时代这样的分开，就如同现在的男生，送女朋友出国留学一样，爱情变得渺茫和不确定。

　　父亲回到生产大队，变得有些沉默起来，干农活更是不要命。一年后，父亲离开马家村来到梅溪镇，成为了梅溪电厂的锅炉运行工。到了镇上生活工作，父亲觉得自己和母亲的距离一下子近了很多。

　　父亲坚持每周给母亲写信，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我爱你”“我想你”，他说的都是琐事，可母亲爱听，也爱问。

　　到了寒暑假，母亲就会坐上一天的车，辗转赶到梅溪镇，看看父亲，再赶回自己的家。

　　1977年，母亲从浙医大毕业，她的志愿很坚定：我要去梅溪。而这是外婆和舅舅极力反对的，他们希望母亲可以努力留在杭州或者留在家乡湖州，自然，他们也很反对，母亲和父亲的交往。

　　父亲说，他从来没要求母亲去梅溪，他一直觉得以母亲的学历，可以生活得更好。多年以后，在饭桌上说起这个话题，母亲会露出小女儿般的娇羞，嘀咕一声：“还不是为了你。”

　　两年后，已经成为安吉县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大夫的母亲，在梅溪镇嫁给了父亲。没有戒指，没有礼物，没有婚宴，父亲和母亲叫了一群朋友，请了一个镇上的厨师，在电厂的集体宿舍里，摆了三桌酒。

　　朋友们大多和他们一样，都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压根没有什么积蓄，于是你送了一条棉被，我送一个脸盆，母亲的一位大学同学因为在诸暨，没办法赶过来，就寄了一个红包，里面装着10元钱。

　　一年后的冬天，80后的我出生了。

　　这36年，父亲母亲也会经常拌嘴吵架，也会彼此冷战，长大后的我，还时常成为他们夫妻关系的说客。但吵完，父亲依然会袖子撸撸，嘟囔几句，去厨房，给我和母亲烧好吃的。母亲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下过厨房。

　　记录人：本报记者 姜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