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北海/口述　沈菲/整理

　　我这一生，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到后来当村长、当镇长、甚至当县长，到最后从市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一直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淡泊名利。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在建德工作的这几十年。

第一次民主选举，15岁的我当上副村长

　　我的父亲是安徽歙县人，一个人南下到寿昌县当学徒，认识了我母亲。我母亲是大同溪口人，于是两个人在溪口喜结连理，成立新家庭。结婚之后，我的父母生下我两个姐姐、我，之后又生了我的两个弟弟，一共五个小孩。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小学是在原来的三和中心小学读的，就是现在的溪口小学。小学毕业去寿昌初中就读，可没过多久学校就被合并掉，再加上家里穷，我就失学了。等于我就念了一年初中。不过在当时来说，尤其是靠近大同那个方向，都没有什么人来学校读书，我记得跟我一起读初中的从大同过来的同年级同学只有两三个。农村里读书的真的很少。

　　1949年7月，那时我已经工作了，在大同区委做行政委员，后来我参加溪口村村长的竞选村长。那是第一次民主的选举，之前从来没有搞过民主选举，是一次民主的见证。我只有15岁，是所有候选人里面最小的。有些人说我年纪太轻。记得有个叫田志华的南下干部，那个时候刚好在大同区委管团委工作，他挺赏识我，他说：“年纪小怎么了，年纪小就不能当干部了？年纪小可以慢慢培养的嘛。”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信任还是什么，年仅15岁的我，就这么当上了溪口村的副村长，当时是1949年。

　　同年12月2日，我记得很清楚，由原大同区委的南下干部、分管共青团工作的田志花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又到寿昌县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和七八个同学学成归来之后到三和工作组工作。工作组和武装工作队各据一方，要去剿匪。我还记得当时可能是年纪小，人事未尽知，面对匪徒一点都不害怕。

　　我们和武装工作队出去剿匪，我是背一把中正式步枪，“哐哐哐”走在队伍最前面。我们去溪口彭山村一个叫樟垅源的自然村剿匪。据线报有个叫欧阳某某的土匪正藏在家中，我们和武装工作队赶到他家里，四处搜查都没发现，就连柴火堆里，武装工作队的同仁都用三八式步枪的刺刀刺过，没有发现。我们悻悻而归。后来听那个村的村民反映，当时欧阳某某正躲在柴火堆中，武装队同仁的刺刀刺进去拔得太快，所以刺刀上没有沾上血，其实是有刺中欧阳某某的，我们离开之后，欧阳某某被村民发现去找大夫医治伤口。

阴差阳错，分配到寿昌县政府秘书处

　　1950年4月，我调入大同区公所工作，担任区文书和区团委的青年干事。当年秋天，我又参加了土改工作，先后在大同高桥、上马翁家等地进行土改工作。土改就是分田地，把地主的房产、田产拿出来进行分配。我们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会遇到思想比较解放的地主和比较顽固的地主，前者思想觉悟比较高，主动上报财产，拿出来分配，当时有个洪姓的财主，积极配合我们土改工作。他还有个儿子懂中医，非常支持我们土改，后来成为了建德小有名气的中医。可以说，当时我们的土改工作是基本符合国家规定的，算是顺利完成。

　　1951年，国家下政策，说是要从解放早的地区抽调干部支援解放较晚的地区，我要被调去福建。回家和母亲说这件事，我只有17岁，母亲自然很是舍不得，哭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想太多，就觉得要服从组织安排，组织要我去哪我就去哪。于是背着行囊我和大部队就出发了。

　　到了金华地委（当时寿昌县和建德县还未合并，寿昌归属金华地委管理），原宁夏自治区委书记，时任金华组织部部长李学智看到我说：“你这么小个儿还要去福建啊？不要去了，留下来到公安当文书吧。”就这样，天生小个头的我，被留了下来。但由于我是准备去福建的，那么远的地方，我准备了很多行李，好了，现在不用去了，我就说那我把部分行李送回建德吧。谁知道，李部长又来了一句：“那干脆回寿昌吧！”

　　于是，我不但福建不用去，也不用留在金华，直接被分配到寿昌县政府秘书处从事文印工作。每天抄写文书、修复文印、刻刻钢板。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打印技术，都需要我们在钢板上把文字刻出来，然后刷上油墨，这样文字就被印在纸张上。当时的文件都是通过钢板印发的。

先后担任寿昌县文教科副科长、寿昌镇长

　　我在秘书处做了一年多，1952年夏天的时候，受任命带领寿昌中学的老师一起到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校设在杭州灵隐寺附近的上天竺，我带他们到那儿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来不久被任命为寿昌县文教科副科长。我初中毕业，又只有18岁，整个文教科学历比我高的人有，年纪、资历比我深的也有，刚开始去大家好像都不太服我。我只有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成绩来才能服众。

　　我在文教科当副科长不久，次年的3月，接到通知要到省里去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的主旨就是抓好教育，搞好学校建设。回来之后，我们决定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考核在职的老师。结果我自己的亲姐夫，没有通过考核。说心里话我当时是很为难的，一方面他是我的亲姐夫，另一方面我自己是文教科负责人，要是留下我姐夫，开了这个先河，徇私舞弊不说，日后的工作肯定是难以开展的。后来我还是选择把我姐夫开除。从那以后，他就回老家种田，再没有从事教育事业。这件事我一直瞒在心里，总觉得很惭愧。但为了工作，我不得不那样做。

　　1953年年底，我被任命为寿昌镇长，主持城镇和农村工作。城镇工作主要是发展工商业，当时提出“一化三改造”，我们有一个商会，要带领大家一起学习资本改造。农村工作主要是发展互助组。由互助组组成合作社，合作社又有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

寿昌建德合并，困难年代搞生产建设

　　当了两年镇长，我被调到农村合作部担任秘书。我带领工作组到龙桥乡(在李家镇)搞合作社，动员大家参加，当时参加合作的人占农户的90%，规模是相当大的。可是，中央突然下发文件，要求“坚决收缩”，要求撤销、合并掉一些标准不高的合作社，全力发展提高一些好的合作社。上面还派人下来监督工作。那会儿我在沙墩口，沙墩口三个合作社被撤掉两个，留下一个。合作社刚撤掉，后来政策变了，要大搞合作社。如此一来，各地又纷纷成立合作社。我就到洞山乡（现在劳村附近）发展高山合作社，根据山上情况发展农业、森林、水果等。

　　1958年，寿昌县与建德县合并。1961年，我从农村工作部调至建德县府办公室，跟着当时的县长张书声上山下乡，做农村工作汇报。在建德，张县长是一位口碑很好的领导，我在他的手下，跟着他去三都马宅、上马小溪源等一些相对落后的农村蹲点，在那里吃那里住，和农民伯伯一起下地劳动，种田插秧，吃了很多苦。张县长劳动和我们一样劳动，吃也和我们一样吃。当时生活条件差，只能和玉米粥，还是很稀的那种。我们吃过萝卜菜饭，三成米饭，七成萝卜菜，每天吃的主要是蔬菜，又要干活，肉根本吃不上。

　　之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我由三都区调回机关工作，调至新设立的县农村办公室（县农委）工作。1981年的时候，到县政府担任常务副县长，第二年，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1983年又调到临安当县长。在临安工作三年，有机会调去杭州，我当时和组织上说我对当官没有太大要求，到哪里都是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做事情，对我来说都一样。

　　于是，1985年秋，我如愿回到自己的家乡——建德，在市政协主席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