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的这句话其实跟“法治”有关。按照《说文解字》，法从三点水，法平直如水，是强调它的公平；后来又有个说法，水还代表了老百姓，这个意思，就是从唐太宗那句话里来的。

　　“法治”现在已经成为越来越热的话题。春秋战国时代到今天，依法治国，我们走了一条怎样的曲折道路？本期人文大讲堂请来了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何勤华，为大家解读。

　　200万年前

　　就有了法律的雏形

　　中华民族是世界唯一一个五千多年文明、持续到今天没有中断的民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这与我们在治国理念、制度和方式上，既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能够吸收外来文化、外来文明，兼容并蓄，发扬光大，从而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有关。

　　2001年，我们做过一个国家项目，题目就叫“法律文明史”。我们考察了160多个遗址样本，从200万年前的重庆巫山人一直到商代、夏代，分析当时的物品，我们感到人类在文明进程中，运用法律或者运用规范来安排制度，或者说维持社会的秩序，或者维持一个人群的秩序，始终没有中断过。

　　打个比方，人类最早的时候，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产生了公共权力。陕西蓝田人就有一种议事厅，用来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

　　为了阻止杀人、抢劫、强奸、盗窃行为，使物品交换能够顺利进行，不触犯他人利益，公共权力，如一些原始的法律规范或者习惯、习俗，在法律文明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在中华文明中，这种公共权力延续到夏商，接着进入周王朝及春秋战国时代。

　　也就是说，在中华民族文明形成过程当中，已经注意到了运用规范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一个专门主张法治的学派，管仲、李悝、商鞅、韩非等，后世称他们为法家学派。法家及儒家、墨家、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群体，是最具智慧的精英。法家当中，商鞅、韩非的理论影响最大。

　　法家理论有这么六个要点：以法为本、缘法而治、法律公开、刑无等级、重刑、一法一中。

　　法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法治国，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有规范来限制它。

　　我个人感觉，法家的法治理论有缺陷，比如说强调重刑。秦始皇时期，李斯制定法律，在路上倒灰也要判死罪，非常严苛。另外他讲的法治的法，是君主个人的法，强调集权，强调专制，这都是它的负面影响。

　　但是法家理论、法治理论在当时中国，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理论，一种治理国家的模式，最终带领中国走向了统一，建立了一个强大秦王朝。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要“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儒家学说为正统，这个观点实际上对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模式是一种丰富、一种发展，是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法治太苛刻，老百姓都害怕了。

　　汉以后的治国，采取了儒家与法家相结合的模式，叫“外儒内法”或者“明儒阴法”。

　　做得最好的是应该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说你离开了老百姓，你的统治是不稳的，他非常注重民本。

　　把制度的“制”改成“治”，表明我们的法治带有民主性，有民本的关注，四中全会非常强调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表明了正统的法学世界观。

　　《六法全书》的出版

　　标志中国法律真正定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法和法学就伴随着英国的侵略一起进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把西方的法治模式引进来，消化吸收，再结合具体国情，把法治慢慢往前推进。

　　辛亥革命以后，统治者提倡用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和法律制度改造中国，建设中国，在1928年到1935年的七年当中，编纂出版了《六法全书》（六个门类的法律法规汇编，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近代世界法律有两大法系，英美法系，以英、美为代表；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日本和当时的中国的“六法”均属之，大陆法系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简称“六法”），这是中华民族法律文明进步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法律在这里真正定型。

　　中国近代在移植、吸收外国法律文明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到1949年慢慢融入到中华民族自己的法律的发展当中，成为中华民族法律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也成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国情。

　　所以现在我们提倡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什么是中国特色？这一段历史从鸦片战争到现在，170年的历史，本身也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色。

　　依法治国

　　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

　　依法治国，我们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归纳叫“两个阶段的否定，两个阶段的肯定”。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对法治持批判态度，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了四个观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司法独立、法治推进。

　　当时，法治是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观点”来批判的，其“罪状”有两条：第一条，法治是资产阶级政要迫害人民群众的工具；第二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对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具有腐蚀作用。

　　1954年，国家起草宪法，为法治平反，宪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是毛泽东。

　　1957年反右运动，出发点是党内整风，后来形势变化，转变成反击右派的运动。接下来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对法治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反右运动把著名的法学家全部打成了右派，发配到大西北或劳改农场去劳教。

　　再往后到1959年的6月，撤销国务院法制局，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乱公检法，人大不开会，也不立法，1968年12月，全国所有的检察机关都撤销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法治建设的春天。从那个时候开始，法治越来越深入人心。当然中间也经过几个阶段，比如1979年到1980年发生过一次人治和法治的大讨论。有个关键点，就是1996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请法学专家进中南海上课，讲课的主题就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第二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十五大报告。1999年修改宪法，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修正案。2012年十八大召开，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推进法治

　　是当下中国发展的需要

　　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很多，困难很多。推进法治，实际上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回应，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归纳了六个方面。

　　第一，是肃清法律虚无主义的需要。法律虚无主义在目前的表现主要就是权大还是法大，四中全会对这个做了肯定的回答，就必须要肃清法律虚无主义。

　　第二，是整合各个方面法治资源的需要。把分散的法治建设资源综合起来，让全国人民、让全党上下有个遵循的目标。

　　第三，是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需要。社会要发展，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如果不发展，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局面。

　　第四，改革的需要。改革现在进入深水区。大家都知道像上海的自贸区，现在扩大到四个自贸区。在自贸区里法律要先行先试，改革要依照法律，不能像以前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要用法治引导。

　　第五，处理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我们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特别多，以前靠行政压下去，后来靠经济政策。但是经济手段也是有局限性的，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法治是最可靠的。

　　第六，反腐倡廉的需要。最近查出了很多腐败案，我认为是制度出了问题，一个人、两个人犯错误可能是人的问题、素质问题，但是那么多人出问题，就是制度问题，或者讲是有漏洞，需要弥补，制度健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