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杭州少年华君武的第一幅漫画《江南》在报纸上刊登了，他决定以后“要拼命画漫画”。

　　8年后，上海。23岁的华君武在桌上留下一封信，带着朋友借给他的路费，瞒着妈妈，一个人出发了。

　　他要去延安。

　　搭船、乘车、步行，经过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折腾了3个月，终于到了这个“新的光明的地方”，一呆便是7年。

　　窗外，抗战的炮火时刻“敲”着窗户。窗内，这个年轻人找不到纸，就在纸板上刻下一幅幅漫画。1945年，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倒吊示众的消息传来，华君武用他拿手的夸张和讽刺，创作了新闻漫画《榜样》，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如今，中小学的语文考卷上，还时常出现这个考题：借这幅漫画，作者想讽刺的主题是什么？

　　“我爷爷是留日学医的，所以我父亲从小就知道日本人是怎样的。”华方方是华君武的小儿子，身居北京的他，如今时常想起老头儿跟他做鬼脸的样子，但只要一看他的画，又是把尖锐的刀子。

　　今年，华君武诞辰一百年了，接下来，中国美术馆将举办华君武的作品展，这张《榜样》或许会展出。

　　看看华君武一生的漫画，很多人发现，他在延安创作的抗战漫画，跟他之前在上海画的讽刺漫画，有些不一样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以后不要画这样的画了”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华方方，没有经历过父亲用笔抗战的年代。“我们家有个规矩：不谈工作。”所以，方方都是在父亲的书里，了解那时候的故事。

　　在投身延安之前，华君武在上海一家银行当个小职员，时常在报纸上投投稿，渐渐的他在圈子里有了名气，很多人都知道，上海有个“画大场面的华君武”。当时，丰子恺、叶浅予等漫画前辈齐聚上海办杂志。华君武自知资历太浅，就想了一个办法：画当时没人画的人物众多的漫画——大画，市井俗态，生动有趣。

　　生活安稳，小有名气，华君武为何突然要“自找苦吃”，跋山涉水去往延安？

　　作为同样投身于抗战漫画创作的“战友”加前辈，叶浅予在抗战胜利后，遇到华君武，“我很佩服你，一直笔耕不辍。”

　　事实上，当年让这个年轻人发生转变的，正是叶浅予。

　　有一次，叶浅予在报纸上看到华君武画了一幅讽刺黄包车夫的漫画，主动找到他：你以后不要画这样的画了。华君武明白了，自己不该对普通劳动者如此不宽容。

　　而后，他又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爸爸很向往那个世界，觉得那里才是光明，所以那时候他心里就有了念头。”华方方说。

　　因为一次工作疏忽，他跟银行经理大吵一架后，立马辞职。此时，已是“八·一三”之后，日本侵占了上海。“我们这些人就等于做了亡国奴了。做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他决定奔向延安。

　　华方方说，父亲走到西安的时候，有一位国民党办事处的人想留下他，“他就是不干，跑了，一定要到延安。”

　　1939年的树与漫画的发展

　　“那个时期大家都很年轻，有人吃不了那个苦就走了，但我一点都没有动摇过。我觉得延安虽然很艰苦，但很好，没有什么应酬，连名片都没有。”多年后，华君武曾在文章《我的漫画生涯》里这样回忆，“人应该在那样的环境中生长。”在他的推动下，延安的《抗敌画报》、晋冀一带的《晋察冀画报》上都出现了漫画专栏。

　　在延安，性别歧视、压制个性、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现象，也并不稀缺。

　　1942年，他和蔡若虹、张谔三个人在延安开了个讽刺画展，他画了一张漫画《首长路线》，讽刺女同志对待婚姻问题的不同态度。他画了两个女同志在路上聊天，其中一个说：“哦！她，一个科长就嫁啦？”

　　再比如，《准时到会的人》中，一个抽着烟的干部蹲在广场上等候开会，周围只有乌鸦在觅食，讽刺了开会的人经常迟到。

　　当时，延安很多文人都赶来看画展，门都被挤破了，有一天，毛主席也来了。

　　看完展览，他对华君武讲了一句话：漫画要发展的。当时，华君武对这句话不太懂，但他也不好去问。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同年8月，在延安枣园毛主席的住所里，主席请他一起吃了晚饭，还提到了前几天《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华君武的一幅漫画，题目是《1939年所植的树》

　　这幅画很简单，延河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树。“当时南泥湾植树造林，有些树就死了。”华方方说，父亲想表现只种树不养树，树被驴和马啃掉了，“但并不是全部都死了，这有些片面。”毛主席对他说：“要区别这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

　　“要辩证地看问题，父亲去延安后，改变了他看事物的方法。”华方方说，比如考虑问题，要留有余地。比如，说到那幅《首长路线》，他后来这样说：“这样的画有什么意思呢？这是片面性的，难道不是首长就不要结婚了吗？”

　　老百姓看不懂就没意思了

　　很快，华君武又发现了一些问题。

　　他办了一个年画的墙报，农民们都很爱看，但一看到他画的漫画，大家掉头就走。

　　多年后，他重新思考前期的抗战漫画，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

　　首先，画的漫画不是与人为善的，“当时全国都在抗战，民族矛盾很突出，而我们却画什么‘一个科长就嫁了？’”

　　再有，他学漫画时，一直模仿外国人画漫画的表现方法。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漫画是舶来品，不少漫画家都有一个“洋老师”。华君武早年在报纸上看到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的国际时事漫画，就一直学他的夸张画风。

　　但当时的延安是个农民为主的社会，农民没有看过漫画。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华君武听到毛泽东提到一句话：“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觉得自己开了窍。

　　“大众化和民族化，成了父亲后来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首先是语言，农民的语言跟知识分子的语言不一样。他发现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中运用了很多群众的语言，比如“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等，这种语言带有一种深刻的哲理性。

　　“把这些语言作为漫画的题目和一种表现的方法，就比你用外国人的画法画漫画好得多。我觉得我的漫画能让群众欣赏才行，否则就没有意思了。”他这样想。

　　于是，他开始收集老百姓的语言。其实，华君武从小就喜欢坐在大门口画门前走过的人物，卖菜的小贩、甚至是挑木桶收买小便的人，早年的生活经验，在抗战漫画的“转变”里，派上了用场。

　　华君武这样总结他的抗战漫画：“应当说延安阶段是我漫画发生变化和漫画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的酝酿阶段。”

　　从那时开始，更多人开始称他“社会监督员”，他自己说：“我就是改不了狗拿耗子、见了就想咬几口的习性。”在《榜样》中，他标志性的讽刺依然明显，尤其是日本人身后那个光溜溜的后脑勺。

　　“我很佩服父亲，我对他说，你当时去延安的选择是对的。”华方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