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这个词，大家最近可能经常听到，它是针对转变中国经济原有的“三高”(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粗放式发展提出来的。简单说，新常态就是非常态，是指中国经济转型。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是高增长、粗放式，由此带来环境污染，这样的常态已经无法持续，所以提出了新常态——经济发展水平要“上台阶”，即由中低向中高水平提升，经济增长率则“下台阶”，即由高向中高增长放缓。这是大势所趋，是发展规律使然。

　　现在社会上一说新常态，把所有的转变都归为新常态，这是误读。新常态就是指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当然，经济转型会引起社会的转型、体制与机制的转型和国际关系的转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凤英，近日作客浙江人文大讲堂，从宏观战略的角度，解读新常态下国内外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

三“期”叠加催生新常态

　　新常态的背景，即中国经济需要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三期叠加——经济增长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凑在了一块儿。

　　1979年到2012年，我国年均GDP增长9.8%，持续了34年，2013年增长率开始下降，今年可能只有7%。经济增长要换档，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中高速是跟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比较而言。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

　　结构调整阵痛期更显而易见。中国经济34年持续9.8%的增长，是以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的“三高”形式出现的，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换来GDP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尤其是经济结构需要调整。

　　促使中国经济转型，还有许多客观因素：原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那些红利不存在了，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等均消耗殆尽，新的动力与增长点尚未形成，发展缺乏新动力。

　　人口红利，主要是指劳动力。2012年，中国的 “一次就业人口”（15岁至35岁的就业人口）减少数百万。如果人口持续老龄化，我国就将重蹈日本覆辙，情景可能更惨，因我们是未富先老。

　　地产红利，即土地政策也已经到顶。我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靠房地产，这是非常危险的。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持续20年的经济低迷，记忆犹新。

　　环境红利也没有了。以前我们不惜代价引进外资，将GDP当成硬道理，结果造成环境污染，又重蹈了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未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治污代价都是不可逆的。

　　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必须创新。

　　新常态揭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转入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基本告别传统粗放的高增长时代，增长速度“下台阶”；更意味着经济结构出现趋势性新变化、增长动力加快转换、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发展质量“上台阶”，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多不同以往的新挑战，当然也有更多的新机遇。

新常态带来四大红利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也有许多新动力。

　　一是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将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

　　过去30余年的改革非常不错，但到今天一些做法已经行不通，乃至不一定适合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进行机制性的新改革，发展需要科学性的创新、管理社会的创新，所以就会出现制度改革红利。

　　在新一轮改革中，差距就是发展空间，比如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差距等。这给中国经济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新型城镇化的思路是，到2020年让东部地区的一亿农民工变成城里人；让一亿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进城打工，变成农民工；进行一亿棚户区改造。通过三个一亿工程，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做大经济蛋糕。

　　二是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潮，将带来创新红利。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双目标、双引擎、双结合。

　　双目标，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将由高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水平将由中低水平向中高水平提升。

　　双引擎，新常态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将成为拉动经济的两大引擎。

　　双结合，新常态下政府必须保持稳政策和稳预期的有机结合，使经济与改革协调平衡发展，同时需要保持促改革与调结构的结合，使经济结构的产业升级平衡发展。

　　三是实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大战略，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基建投资红利。

　　现在我们能看到各项战略正在推进中，如“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等。这些大战略的相继出台，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沿途涵盖65个国家即“64+1”，未来可能延伸至拉美。这将为中国的未来绘制出多么宏伟的基础设施投资远景。

　　四是中国每年有700余万大学毕业生，将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人才红利。

　　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的人口。今年有749万大学毕业生，如果有10%成功，会创造多少财富？这就是人才红利。

新常态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

　　消费变化、投资变化和出口变化，这是新常态三大变化。此外，还有经济发展的变化，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要素的变化、市场竞争的变化、资源环境的变化。

　　最后一个变化是风险，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转型到今天，风险也在累积，所以防范风险即是稳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务之急，经济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但必须防范避免出现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就是金融危机，如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属于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已经显现，发展规律使中国保持之前的高增长已经不可能。未来经济如果保持7%甚至6.5%以上增长，估计在2022年到2025年，中美经济规模都会达到23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规模或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人均GDP将只有1.5万美元，依然远低于美国的7万美元。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经济应该可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防控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从一定意义上说，控制风险，经济就能保持稳定增长。当前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要引起高度警惕。

　　从结构看，近几年无论地方债还是企业债增长过快。高杠杆企业主要来自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行业、部分国有企业，要高度关注这些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情况。在经济运行走势分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一些地区经济出现连续性下滑，也可能对就业带来较大影响。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三个“有利”成为改革新标准——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

　　比如，构建更具创造力的金融体系。

　　在“十三五”期间，将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实现资本项目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扩大境内外股市的互联互通。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等。

　　综上，立足于本国是关键，这就是我们一直说，伟大复兴必须靠自己，但是我们也要依靠国际力量，因为我们的产能、资本、商品，需要国内外两个市场来消化。因此，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阶段。